司法体制改革已到瓶颈阶段

　　近日，新华社刊发长文，总结过去，展望未来。该文提出，2011年着力抓好剩余改革事项实施意见的出台，2012年则对司法体制机制改革进行评估和总结，确保在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前，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各项措施基本落实到位。看起来，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化已经有了明晰的目标，提出了美好的愿景。

　　“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一个国家的法治发展状况，代表着这个国家政治文明的水准，影响着民众生活的幸福指数与公正指数。而司法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于推动中国法治进步的意义毋庸置疑。没有制度的改良与进步，再美好的法治理想，也很有可能耽于空想。

　　当下的情形是：司法体制改革虽然已经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一些深刻的困境仍旧横亘在现实面前；人民群众对司法的公正与效率提升有着越来越高的要求与期盼，但不规范的司法行为仍然比较常见——这大大伤害了司法的严肃性与公正性。

　　近些年来风生水起、在曲折中前行的司法体制改革，无疑是一场波澜壮阔、复杂艰巨的改革。从改革和完善审判组织到加强合议庭职责，从加强人民法院审判公开到规范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从不断改革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再审制度到改革审判管理制度，完善民事、行政诉讼简易程序，等等，都可以看出改革的成效。若没有过去优异的改革成绩，未来剩余改革事项的推进，也就缺少了厚实的根基。

　　然而，必须要看到的是，近些年里推动的司法体制改革，所改革的对象还是相对比较容易的部分。或者说，不少的改革主要是围绕技术细节在做优化。这有点类似于中国近年来的整体改革安排。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中国诸多方面的改革往往都是“由浅入深”——关键的问题在于，“浅”的层面改革相对顺利，“深”层次的改革却更显不易。

　　从深层次的司法体制改革来说，涉及公权力重新分配的体制改革常常陷入困境。包括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等问题没能得到系统的解决。在一些重点环节与重点领域，改革没有明显突破。马克思曾言：“法官除了法律，没有别的上司。”但是，在现实的法律实践当中，并不尽然如此。比如，行政权干扰司法权的现象就不鲜见，备受法律界的诟病。

　　在这样的意义上，司法体制剩余事项的改革困难决不可小视。“剩余”部分的改革不等于是改革的扫尾部分，相反却是瓶颈部分，是需要攻坚的部分，这也正是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刻困境所在。要想走出困境，需要坚定的改革决心，也需要改革智慧。事实上，剩余部分的司法体制改革，需要顶层设计，而非细枝末节的修正与调整。也就是说，司法体制改革已到关键阶段，已到了瓶颈阶段。

　　与此同时，还要正视另一个命题。影响今日中国民主法治进程的因素，除了司法体制层面的问题，亦因操作执行层面的种种不规范。多年来，优化司法职权配置与规范司法执法行为也一直是识者关注的重点。比如，在司法执法行为方面，亟待改善之处甚多。

　　司法执法的不当、司法行为的不尽规范，影响了法治水平的提升，且往往直接关乎民众的痛痒，直接牵涉社会的公正。缺少合规的司法行为，民众的司法需求何谈得到满足？但观察司法实践中的一些现象，如有的工作效率低下，办事拖沓，办案久拖不结；有的使用自由裁量权不当，甚至滥用自由裁量权；有的程序不严谨、办案不透明……司法腐败则更是一颗“毒瘤”，副作用相当严重。

　　规范司法行为，有赖对司法权力的有效约束与监督——这仍旧是要靠制度的力量。不过，实践表明，光有制度并不够，缺少司法良知，将导致执法者对制度漏洞的恶意钻营。在今天的中国司法界，司法良知的培养，仍是紧要的使命。这里的要义在于，要从情感走向理性，从道德层面走向具有责任感、使命感的信仰层面，最终养成执法者对法律的忠诚和对公平正义的信仰与追求。换言之，必须通过制度效力与法律信仰的共同作用，最终对具体司法行为的规范产生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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