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崛起五大软肋

　　作者: 彭智敏

　　“中部凹陷”的形成，既有外部的影响，也有内在的原因。要走出“凹陷”，实现中部崛起，首先必须对这些外在及内在的原因进行深刻剖析和反思。否则，中部地区就难以走出“地理位置得天独厚”、“自然资源丰富”、“智力资源雄厚”等表面上令人陶醉，实际上使人落伍的误区。

　　按照经济和产业“梯度转移”的规律，20世纪90年代后期，当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大量的产品和资本需要寻找新的市场时，中部理所当然应成为新的发展板块。但由于国家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决策于21世纪初启动西部大开发战略，本应在中部停留一段时间的投资热点，直接转移到了西部，导致中部“不东不西”，又一次成为被政策遗忘的“角落”。

　　如果说，国家宏观政策是造成中部地区未能迅速崛起的外在因素，那么，中部地区自身体制性、结构性和复杂性等诸多问题，则作为内因进一步加剧了中部地区与东部沿海的经济差距。

　　一是“三农”问题的复杂性。在一个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解决“三农”问题的难度无论怎么估计也不过分。中国的“三农”问题主要存在于以农业为主的中部地区，而表现最突出、矛盾最尖锐的，又首推“两湖”（湖北、湖南）地区。在东部大开放，西部大开发的格局下，中部地区的地位明显降低，关键原因是比重甚大的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拖累。现代化中居支配地位的是资本和市场，在此过程中，农业是弱势产业，农村处于弱势地位，农民成为弱势群体，这就是所谓“三农问题”。实现中部崛起的过程，亦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过程。东部发达省份的经验表明，要想在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需要树立新的思维模式，要跳出 “三农”，用办工业的思维、方式和措施，“反弹琵琶”，才能够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二是交易成本高的地理位置。长期以来，中部地区以“地处中原”、“九省通衢”自豪。在封闭的经济体系中，中部地区的确有值得骄傲的资本，因为国内的资源和市场是唯一的，中部地区运输成本和交易总成本往往比其他地区要低，能够成为一国交通的枢纽、商品的集散地，因此经济发达，市场繁荣。但是，在开放的经济体系中，情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国内市场不再是企业的唯一市场，国际市场成为企业经济活动的重要舞台。这时，周边地区可以有效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发展地区经济。同时，由于受到国际市场的引力作用，国内经济能量也会向周边地区发散。因此，在一个开放的经济体系当中，与国际市场距离越近的地区，经济发展越快，与国际市场距离最近的周边地区（沿海沿边地区）经济发展最快。而中部地区则因为距离国际市场相对较远，运输成本高于周边地区，国际资本、信息、人才的兴趣减弱，经济发展会相对较缓。

　　三是环境不佳造成商务成本高。许多人充满自信地认为，中部地区土地、劳动力价格都比沿海地区要低得多，因此，国际资本很快就会前来投资办厂，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企业商务成本构成有三大块：一是购买生产要素的成本，这是投资者首先要考虑的，如土地、水电和劳动力价格的高低；二是组织生产经营要支付的成本，涉及政府服务、法制、信用和人的观念等；三是产业和产品配套成本。尽管沿海城市购买生产要素成本很高，但它有良好的政府服务、严明的法制服务和开明的人文环境，还能方便地找到与外来资本配套的上下游企业，即生产组织成本和产业产品配套成本较低。

　　四是“不合作”带来的“不经济”。中部地区的发展概念经常变化，由此导致认同感差。同时，由于范围不同，面积、人口变动很大，总体特征也有较大差异，让中央难以实施一个恰当的“中部政策”。豫、鄂、湘、皖、赣五省长期以来是“中部”的核心分子，公开场合下也宣称自己为中部省份，但因经济成就乏善可陈、可以相互利用的资源不多、产业竞争大于合作，故彼此反而是“早晚闻鸡犬声，老死不相往来”。

　　五是缺乏市场经济所需的开拓精神和商业意识。计划经济留给中部地区的“遗产”比较丰厚，在改革开放年代，中部人缺乏应有的激情、冲动和勇气，怕出错，不愿冒尖、不敢争“第一”，因此发展现代商品经济所需要的商业精神和商业意识，如竞争意识、“做大”意识、危机意识、冒险意识，普遍较弱。取得了一点成绩，就不思进取和发展，频频出现“历史风光、历时短暂、结局悲惨”的商业悲剧。不少计划经济时代名声显赫的企业和产品，因为没有能够很好地适应市场经济的潮流，现在已变得奄奄一息了。

　　中部地区要克服上述种种困难，应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最为重要的是，必须对长期以来形成的思维模式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批判，逐步建立起一个与国际惯例接轨的思想观念和市场体制。

　　作者为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流域经济研究所所长、湖北省人民政府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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