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未结束

　　专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副部长贡森

　　王佳

　　目前，“民工荒”已是一个全局性现象。从地域看，不仅东部地区出现了“民工荒”，中西部地区也有缺工；从工种来看，不仅技工短缺，而且普工更短缺；“民工荒”既表现为招工难，还表现为留人难。国内企业的“抢人大战”已经从以往的东部地区区域之争转变成东部与西部地区争夺。

　　针对这些变化，《中国经营报》记者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副部长贡森。他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期并未结束，解决民工荒，必须依靠社会整体管理和服务能力的提高，这种提高并不仅仅需要企业完成，同时也对政府服务于农民工的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单纯依靠中小企业压缩利润空间、提高农民工的待遇水平，或者单纯依靠农民工提高维权意识、争取更多的利益并不能解决整体存在的问题。从政府层面讲，着力帮助农民工实现社会权利，是解决“民工荒”的较优选择。

　　《中国经营报》：中国有8亿劳动力，为什么“民工荒”问题仍然日益突出？你怎么看现在的“民工荒”问题？

　　贡森：从“民工荒”的成因来看，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人口结构开始老化、择业意愿上升以及地区差距缩小等因素，使招工难成为常态，特别是在东部地区。近十年，每年新增城镇就业需求总量与新增城乡劳动力的供给总量相抵有余。我国GDP年均增长率在9%左右，拉动的城镇就业增长率在4%左右。

　　另外，一部分农民工开始追求安全健康和社交归属等更高需要。尽管过去5年中农民工的报酬持续增长，但是由于易于转移者已经被城镇非农产业吸收完毕，在既定条件下，现存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很难增加供给。最后，与东部打工相比，中西部打工的机会和收入增加较快，并且劳动强度和生活消费较低，社会关系网络支持较大，因此就近打工逐渐成为一部分农民工的优先选择。

　　《中国经营报》：有声音称中国在“十二五”期间劳动力依旧呈上涨的趋势，预计到2012年、2013年，中国适龄劳动力数量将达到顶峰，全国农民工规模变化也大致呈现类似的趋势。但也有报道说中国的农民工数量呈快速递减的趋势，你的研究结论是怎样的？

　　贡森：准确说法应该是农民工的数量在增加，但新增农民工的数量在减少。这主要从现有劳动力的可转移情况和政府政策调整上来分析。

　　“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支柱就是推进城市化建设。这里面重要的方法就是靠农民进城等机械化转移方式。从这点上来讲，政府会出台一些适当的政策调整，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所以农民工的数量会增加。另一方面，新增农民工的数量在减少。当前，全部农村劳动力有4.7亿人，转为从事非农产业的已有2.3亿人，继续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有2.4亿人，但现有农业劳动力的可转移性都较差，其中有1.3亿50~64岁的中老年劳动力，5000万慢性病患者，5000万承担重要家庭责任的女性，3000万难以外出打工的少数民族劳动力以及2000万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剔除重复计算部分，合计数在2.4亿人左右，也就是说在现行条件下继续从事农业的劳动力都很难转移。2006年，我们对全国2749个行政村的调查也显示，75%的村已经没有青壮年劳动力可以转移，目前的比例应该更低。

　　《中国经营报》：学界对于“中国是否过了刘易斯拐点”的讨论非常激烈，你怎么看？你是否认可中国的“人口红利期”正在消失的判断？

　　贡森：无论从劳动力供给、需求，还是从劳动力价格信号来看，“民工荒”已是一个全局性和长期性现象。农民工工资从2002年以前的缓慢增长到近年来的显著上升，表明我国“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已经到来，并踏上了实现务农收入与务工收入大体相当的“刘易斯第二转折点”的征程。新征程的时间长短既取决于农业劳动生产率，也取决于诸如户籍壁垒等社会性难题的解决与否。但民工荒并不意味着我国的人口红利期已经结束。在未来十年甚至十五年的时间里，我国还要依靠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

　　《中国经营报》：长期以来，学者和政策研究者都把户籍制度改革作为推进城市化的主要抓手。那么，户籍政策改革进程多大程度能解决民工荒的问题呢？

　　贡森：户籍制度改革可以解决“民工荒”的一部分问题，但不能解决全部问题。而且户籍制度是大问题，不可能在哪个城市一下取消。我认为现有条件下，我国农业劳动力继续转移面临特殊困难。着力帮助农民工实现社会权利，是解决“民工荒”的较优选择。中长期目标是社会融合,也就是消除农民工与当地户籍人口的身份和社会权利的差距,实现各类人群社会权利的平等。

　　当前，政府应着力帮助稳定就业的农民工渐进获得与当地市民同等的社会经济权利，以缓解企业留人难的问题，同时，着力帮助农业剩余劳动力克服转移中面临的特殊困难，增强转移能力和意愿。政府应该是多从公共服务方面，稳定就业关系方面，适当改善劳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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