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最后的法老

　　三文

　　世界就是这样崩溃了，正如T·S·艾略特所言，“不是轰隆一响，而是唏嘘一声。”

　　不过18天，埃及前总统穆罕默德·胡斯尼·穆巴拉克就这样结束了其在埃及长达30年的统治。文明古国埃及的这场变动，虽然没有“天鹅绒革命”、“玫瑰革命”、 “茉莉花革命”之类炫目的名字，却当之无愧是东欧解体以来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作为中东人口最多、实力最强的阿拉伯国家，埃及在地缘政治微妙复杂的阿拉伯世界、非洲大陆、伊斯兰世界作用非同小可，当埃及这个中心坍塌之后，一场更大的变动在所难免，尼罗河流向不改，世界已与昨日不同。

　　埃及的变动往往被舆论称为“人民的力量”的胜利，虽然埃及当前各派利益诉求错杂，但是共同目标却始终如一，那就是穆巴拉克必须下台——这一简单符号化的话语，日后也可能成为既得利益集团分羹、甚至洗白的渊薮。

　　我们总在说埃及是埃及人民的埃及，事实上，从埃及的历史来看，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几十年来开罗发生的一切也正说明了民主代价不菲，独裁者自恃为稳定源泉，每每以权力更迭的混乱作为要价，就像苏哈托下台之前尤其强调“如果一定要我下台，好吧，没有问题。但是问题是谁能够胜任？”——昔日，穆巴拉克正以稳定作为外界媾和的成本，而如今人民却以非暴力换取自由。

　　未来仍旧充满不确定性，正如奥巴马所言 “这并不是埃及过渡的终点，而只是一个开端。我可以肯定，今后将面临艰难的日子，很多问题尚无答案。”今日的埃及有望成为一座新的圣地，令一切独裁者寝食难安，开罗的革命看起来是胜利了，但解放广场的狂欢不是终点，一切也才刚刚开始，世人欢呼民主普适之余，不乏论者断言埃及的民主梦将是一场噩梦，如何破解暴力交替的怪圈？或许更应该反思法治与民主前后关系。

　　埃及历史上从不缺乏法老，每一任法老都力图通过各种宏大建筑来挽留权力与历史，法老家族为了解决权力争端甚至主张兄妹通婚，饶是如此，还是少不了后任法老对于前任遗产不遗余力地毁坏，最后留下的只有座座沉默的金字塔。即使对于权倾一国的独裁者来说，如何解决继承合法性问题也至关重要。穆巴拉克晚年曾经尝试民主选举，随后却又重归老路，一直计划安排其子继承总统，这正应了历史学家唐德刚的“法治在先，民主在后”的评点：“非继承式的寡头政治’( non-hereditary autocracy )，远不如‘继承式的寡头政治’( hereditary autocracy )之为优也。”

　　唐德刚这一见地，恰恰也暗合了诺思、沃利斯和温加斯特在2009年的最新理论，他们试图解释为什么法治不能轻易被移植到发展中国家。原因或许在于我们过去往往强调法律面前的平等性，却忽视了法治另一个核心特征：建立确定性，这也意味着法治的维系需要永续性，意味着国家各项制度的存续期限必须要超越这些制度的创立者的生命——通过适当形式的可信承诺，让政府的更迭不会导致制度和权力的重大改变。对于当下的埃及而言，首先保证制度的延续性，或许将成为其开启未来的第一步。

　　确实，最后的法老走了，摩西们也刚刚出走埃及，前方并非坦途一片，还须挥杖劈海、大战亚玛力人甚至饱受自身的背叛，才能最终抵达应许之地，获得与上帝的契约。凡事皆有代价，不是吗？古埃及有一句谚语：“能登上金字塔的生物只有两种：鹰和蜗牛。”前者取其翱翔气度，后者取其不悔毅力。摩西也曾信心不足，也曾对上帝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而上帝告诉他：“我与你同在，你必能克服一切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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