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限购争议楼市应向前看

　　围绕当下的楼市调控，有关限购的争议令人倍感纠结。各种针对限购的或理性、或不那么理性的意见，影响着决策者，也影响着社会情绪。在学界，持不同意见者之间因为立场的分歧也争论正酣。

　　人们看到，限购的举措，正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城市铺开。如果说，中国“楼市病了”是一个没有争议的事实，那么，在种种可能产生疗效的药方中，越来越多的地方主事者已经开始选择直截了当的限购措施。在许多人眼里，包括在不少颇有声望的经济学家眼里，政府选择限购手段，是一种倒退。尖锐者直陈，这是从市场经济向计划经济的倒退。反对限购政策的声音，连日来不绝于耳。

　　究竟应该如何看待限购政策？我们认为，评价一个调控政策的优劣，应该系统而全面，不能孤立地就政策论政策。从源头看，各地限购政策的出台，还是为了满足商品住房回归消费属性这一政策目标。而抑制楼市中的过度投机行为，正是2010年中一系列调控政策的核心诉求之一。

　　众所周知，近些年来中国楼市价格的非理性上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量资金涌入楼市，形成过度投机的浪潮。如果政府不能通过抑制不合理的需求来抑制价格的非理性上涨，不能通过抑制过度投机行为来整肃市场秩序，则调控效果必然可想而知。

　　抑制楼市中的过度投机，当然也有诸多手段可用，包括市场的，也包括行政的手段。需要正视的是，已经执行的诸如税收、信贷等种种市场化的政策，目前看起来未能起到有效抑制楼市价格非理性上涨的作用。调控形势逼迫主事者拿出更具有杀伤力的调控“武器”。市场舆论普遍关注的两大“武器”，一是房产税，二是限购政策。前者目前在一些地方已经试行，总体上“药量”温和，似乎不足以改变市场价格的走势；后者则充满行政色彩，简单易行，甚至有些粗糙意味。

　　如此看来，限购政策的动机无可非议，限购也只是一系列调控手段的组成部分。事实上，正是在调控目标迟迟难以实现的背景下，限购政策“粉墨登场”，一时间，在各大城市不断铺开。伴随着被不同意见苛责的同时，限购对抑制楼市需求的作用在迅速发挥。

　　我们之所以费了不少笔墨来回顾楼市调控的这个背景，其实是想说明，限购政策在特定的背景之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限购是一剂药方，也谈不上是苦口的良药，但是，从药效来说，却有一定作用——尽管其副作用难以避免。而要认识到的是，就治病而言，又好吃、有疗效且又有营养的药品该去哪里寻找呢？

　　必须看到，一些地方的限购政策，捆绑了户籍制度——一个政策的实施，却以牺牲公民的其他权利为代价，所以遭致更激烈的批评。其实，单就限购政策来说，即使有无可避免的副作用，也可以通过精心的制度安排来尽量减少负面影响。比如，限购不必与户籍挂钩，尤其是不可生硬地限制了外地户籍人口在本地购买第一套住房的权利——很多时候，往往是这种糟糕的政策细节，使得人们对整个政策都失去信心、失去好感。

　　因此，针对限购政策，其实各方面可以达成一个基本的共识：糟糕的政策细节应当修改，此类政策也理当被视为暂时性的措施，不能长久存在，但在特定背景下，限购政策的积极意义不该被完全抹杀。当前，各方面与其纠结于限购政策的争议，不如抬起头来，以向前看的姿态审视、反思及规划楼市政策。

　　未来的楼市政策何去何从？从原则来讲，其一，调控需要着眼短期问题，更要看重中长期问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利于这个市场的规范与繁荣；其二，抑制投机应该成为楼市的一条铁律，挤压了楼市泡沫，这个市场就健康了一半；其三，调控必须尊重供求规律，一定数量的保障房建设，将成为改善供求关系的重要基础——地方政府必须改变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如果政府在“托底”方面作为有限，则楼市供需之间的平衡很难实现。

　　任何一个理性的观察者都会承认，中国楼市的问题相当复杂，想要毕其功于一役，往往欲速而不达。在面临复杂问题时寻求超越，在碰到两难问题时掂量利弊，这是一个并非中庸主义的实用态度。解决复杂的问题，常常没有完美的答案，只能在无奈中选择，在选择中求得平衡。各界当持这样的态度面对今日的限购争议，也应持这样的态度着眼楼市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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