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而亮：变味的压岁钱已演化为陋习

　　文/本报特约评论员 李而亮

　　元宵节刚过，很多年轻网民迫不及待在网上晒起了春节得到的压岁钱，多则几万，少则上千，让过年的喜庆气氛在相互暴露的惊喜中得到延续。可是，晒出再多的压岁钱，也比不过春节里被曝光的广东茂名市委书记、人大主任罗荫国。据报道，反贪人员在其家中仅现金就搜出近1000万元。检察机关初步认定：巨额现金为罗荫国在今年春节前后收受的红包，尚未来得及转移处理。毫无争议，此堪史上最牛压岁钱。

　　对于所有炎黄子孙来讲，压岁钱永远定格在儿时美好甜蜜的回忆中。不管家贫家富，大年初一早上起来先给长辈拜年，然后接过长辈派发的压岁钱（南方也叫利是。因用红色袋子封，俗称红包），那可是一年中最重要的零花钱了，欢天喜地，自不待言。过年发压岁钱，在中华民族历史上传统悠久，故事多样，但基本上体现在尊老爱幼的内涵上。给长辈的祝“长命百岁”，赐孩子的愿“步步高升(成长)”。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压岁钱的外延与内涵有了极大的拓展。外延上，给压岁钱远非仅于家人亲戚。在南方很多地方，几乎到了碰面都得给，拜年就要掏的地步。内涵上，已经完全变了味，祝愿赐福已经降到其次，利用红包进行攻关、表达诉求才是真正的目的。因此，对什么样的人，要传达什么样的信号，红包的大小就有了精妙的考究。

　　红包最大的好处就在于美好名义下的“暗箱操作”。一层薄薄的红纸，包住了里面的一切，让你摸得着，看不见。奥妙在此，麻烦也在此。对于那些拿了别人红包就欠下一份人情的百姓人家来讲，是件非常伤脑筋的事情。如果互换的红包钱数基本相当的话，倒也心安理得。最害怕的是钱数差别大——给别人多了得到的少了，心里很窝气；而得到别人多了给别人的少了，心里一样难受。从拆开红包之日起就盘算着如何通过其他方式将欠下的人情还回去。至于那些没有小孩或小孩已经工作的人家，过年犹如“鬼门关”，只有付出，没有回报，见了领小孩的家人朋友避之而不及。当今春节诞生许多“恐归族”，害怕回去散红包恐怕是其中很重要的因素。

　　寻常百姓负担日益加重、名堂不断翻新的人情往来，还不是压岁钱沦为“恶俗”的最重要因素。那些借用压岁钱美好名义在官场上表达“心意”，贿赂上司的“规则”，着着实实令其成为了腐败的道具。“谁送过我的，不一定记得清楚；谁没送过我的，我一定记得住。”内蒙古赤峰原市长的这句名言，成了“红包规则”的最真实写照。从近年来所披露的贪腐大案来看，只要是贪官，无不是收受红包的高手。过年过节、红白喜事、生病住院、子女上学等，都是下属们进贡红包的好时机。罗荫国家藏千万巨款，只是揭开了一个春节中行贿受贿的数额。要联系到中国一年中数不清的节庆民俗，还真不知道是怎样的天文数字。在茂名，一年前落马的常务副市长杨光亮，同样是一个收红包老手。更过分的是，杨光亮竟将红包收入用来进行“产业开发”。除放高利贷外，还养情妇、炒股票、置房产、做投资，把一条以红包为源头的贪腐“生态链”演绎到极致。

　　“百十钱穿彩线长，分来角枕自收藏，商量爆竹锡萧价，添得娇儿一夜忙。” 清代诗人描绘儿童得到压岁钱时那种喜悦心情，当今已越来越让人难以感受到。大家领略更多的是压岁钱的麻烦、苦恼和丑恶。毋庸置疑，压岁钱是一种传统民俗。对传统民俗，人们一贯的态度是不要因噎废食。但对于那种已经“噎”得一个社会都遭罪的时候，还有什么可保留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