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改革的商业化可能

　　刘晓忠

　　据报道，广州将于今年6月推出公车改革试点办法，主要内容包括将为20余万辆公务车安装GPS系统，并对公车私用者按每公里1.5～1.7元进行收费等。这种办法虽然也存在问题，但在目前中国公车改革止步不前的背景下，具有进步意义。

　　目前对这一方案议论主要集中于公车为公共服务产品，对公车私用本就不可取，收费使之合理化无疑混淆公私边界，而且公车消费最大的问题是购买超编超标配置、公车消费快速增长。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公车保有量保守估计为400万辆，超标配置率50%以上，每年公车消费支出为3000余亿，每万公里公车运输成本达3万元以上，而私家车则为0.82万元。因此，一种观点认为广州借助收费推进公车改革依旧治标不治本。

　　公车改革并非有赖于政府改革勇气，而是一个复杂的博弈结构问题。一种制度和规则设计能否达到设计者所期望的社会目标，促进社会福利最大化，关键在于该制度和规则需衔入有效的激励相容机制，促使参与者把“显示自身真实偏好”作为自利最大化的占优博弈策略，从而降低制度和规则运行的执行成本。

　　近年来，公车改革深陷止步不前根源于各地普遍采用以货币补贴为主的公车改革，变相把公车作为公务员使用福利以合法化，从而反向激励公务员隐藏其“真实显示偏好”，如提出各种理由阐述其公务用车之必需性，以争取获得更多的公车使用货币补贴。因此，以货币补贴推动的公车改革，不仅未能杜绝公车滥用问题，而且还使公务员增加了一项公车补贴的额外收益，进而导致伴随公车改革的是公车支出以每年20%左右的速度快速增长。

　　显然，探索和构建一个能够促使公车使用者把“真实显示偏好”作为占优博弈策略的激励相容机制，才能从根本上使当前之公车改革走出不进则退之困局，并降低公车改革之执行成本。收费遏制公车私用的思路，实际上为公车改革提供了一个更为市场化的改革思路：公务用车的商业化、市场化运作思路，即为公务用车衔接市场化的激励约束机制。

　　事实上，公车本质上属于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产品的载体，而非公共产品和服务本身。而除警察、消防等公务用车，既可以采取政府购置车辆并使用之方式，还可以通过市场购买用车服务之形式来满足需求。而相对于政府直接购置公车并使用，通过市场购买用车服务的成本相对具有经济可行性。即购买用车服务降低了政府维修、扶养和购置车辆的成本，也降低了招聘司机等带来的用人成本等。

　　当然，政府对非警察等公务用车的市场化运作：一方面在机制上实行市场公开招标的模式，缓解公务用车市场化蜕变成特殊利益集团垄断；另一方面推进政府财政预算编制信息的透明度，如细化财政预算收支项目，方便人大审议和社会监督政府公车消费情况。显然，当前预算软约束，客观上鼓励政府在编制财政预算时倾向于隐藏其“真实显示偏好”，把更多的预算款用于改善公务员自身利益的项目上来，如挤占其他必要的公共支出用于公车支出，从而导致必要公共产品的供给匮乏而公车消费等行政性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