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购”应成为长期政策

　　徐绍峰

　　房产中介公司纷纷关门、房市成交量急剧下降、土地拍卖无人问津……仿佛一夜秋风，“限购令”震慑之下，往日人头攒动、红火异常的房地产市场，迅速被门可罗雀、寒意瑟瑟的景象所取代。

　　对于渴望房价下降的刚性需求人群而言，这是个振奋人心的变化。尽管房价依然坚挺，但松动的迹象已在一些一线城市出现苗头。这意味着，越吹越大的房市泡沫，终于开始放慢膨胀速度；而在房市中翻云覆雨的投机热钱，现在也终于到了虽然心有不甘，但又不得不偃旗息鼓的时刻。

　　抑制投机、遏制炒作、防止房市泡沫越吹越大，“限购”给房市带来的深远影响和积极意义显然不止这些。当近来一些地方政府挂牌的地块，竟然因无人问津而流拍时，最值得为此而振奋和欢呼的是中国粮食生产。因为，这些年的房市火热，已经让中国耕地面积的流失，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中国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在一些生活必需品领域，比如占地很多的房子，不能允许按照“自由竞价，价高者得”、或者“我有钱，我愿意买多少就买多少”的绝对市场化原则，任由资本意志为所欲为、滥占资源。经济学分析表明，针对必需品或消费者偏好极为不均的产品进行限购比传统价格机制更为合理，因为限购拉平了不同消费者之间的边际效用。事实上，由于没有实施“限购”，在房地产市场发展高歌猛进、房价日新月异的时代，一些实力雄厚的民间资本，凭借逐利本能，大肆购房，以至名下拥有几十套、整栋，甚至更多的自己根本居住不了、也并非用于居住，仅仅是为了投机、投资或曰保值的房子。这些唯利是图的资本，不仅以自身示范效应，诱引了更多资金跟风炒作，甚至资金实力不够的人，也通过信贷杠杆，涌入房市，坐拥多套房产，参与投机；而且他们过度占据资源（房子），实际上也极大地浪费了资源，加剧了房市的供求矛盾，造成了房子似乎永远供不应求、房价似乎永远涨无止境、土地似乎永远满足不了开发需求的畸形和假象，最终导致各地政府对耕地的无度索取和农地令人心痛地被恣意占用。

　　虽然“限购令”来得有些迟，因为没有“限购令”的日子，实力资本对房产资源的“瓜分”或“布局”早已完成，相当多的人也早已拥有多套房产。即便如此，当城市化的推土机仍在向乡村耕地大举进发、更多农地正在土地财政的驱使下“变身”为建设用地时，“限购令”的推出，仍不失为一场“及时雨”，最起码它有助于防止耕地被占用趋势的继续恶化。

　　“禁二”也好，“禁三”也罢，虽然目前各地出台的“限购令”并非无可挑剔，但却都打中了房市“七寸”———在中国，真正无房可住的人群已经不是主流，“限购令”要限制的也并非刚需人群，而是那些并非用于居住，仅仅是为了投资、为了保值而产生的对第三、第四套房子……的无度需求。正如北京如不限制购车，将会导致城市交通瘫痪一样，中国如果不采取措施限制购房，同样也会导致中国耕地面积的急剧减少和粮食生产所依赖的基础的“瘫痪”，导致房市泡沫急剧吹大、甚至直逼破灭边缘。虽然现在看起来，似乎有点杞人忧天。

　　只是，“限购令”虽好，各地出台时却无不抱着临时心态，长春、青岛干脆明确“限购令”只执行到年底，而非永远。这表明，地方“限购令”可以随时生变。更有甚者，截至2月22日，全国只有15个城市和一个省出台了房产限购措施。这一数据不仅距早就应当出台“限购令”的各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和房价过高、上涨过快城市的数量相差甚远，而且也意味着全国大部分城市并未按规定期限———二月中旬前必须出台“限购令”，出台相应的限购措施。

　　在各地城市房价已涨至历史高位，国家明确要求出台“限购令”之际，一些地方迟迟不出台“限购令”，只能表明这些地方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性很大。换言之，他们对耕地的占用步伐并未有任何放缓迹象。一如海南省委书记卫留成在参加海南省人大会议时透露，三亚房地产业上缴的税收占财政收入的58%，而整个海南省基本上也是这一水平。财政收入如此依赖土地，要想让这些地方出台“限购令”，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然而，卖地卖到最后，总有穷尽之时；对耕地的无度占用，最终也要遭到粮食危机的惩罚。特别是，如果目前的“限购”只是权宜之计、临时之举的话，那么，一旦“限购令”取消，那些被压抑的改善型需求和一直等待机会卷土重来的热钱游资，将会将积累的需求进行井喷式释放，最终冲击整个房地产市场，使房价暴涨、限购等调控效果前功尽弃。

　　显然，不管各地政府愿意不愿意，“限购令”之于房市，出台都是必要的。并且，为了确保土地资源不被过度占用、房产资源不被少数人过度占有、房市能长期稳定健康发展，已经出台“限购令”的地方，也应当根据当地民众对现有“限购令”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进一步修改完善相关政策，使其成为一项真正让开发商、投机客丢掉“临时限购令”会随时取消的幻想，并从根本上护航房市健康发展的利国利民的长期性政策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