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老外”？

　　□ 鲍昆 | 文

　　视觉文化批评家，摄影家，策展人

　　许多朋友从国外回来，经常讲起一段颇让他们思量的经历：在“唐人街”和落户在那里的同胞们聊天时，经常会听到他们指着在眼前走过的“洋人”，说“老外如何如何”。这说法让稍有逻辑常识的人感到奇怪——此时此刻，究竟谁是“老外”呢？

　　“老外”一词，是上世纪中国刚刚打开国门时，中国人对那些来自异域的金发碧眼洋人们的指代。说这话的场合是在中国，有着明确主客场关联限定，是对身份特殊的访客的称谓。之所以“特殊”，是因为我们是主人，我们人多，我们肤色和他们不同；反之，他们是客人，人少，肤色和我们不同，这里面起码有一个明确的数量关系。按这个道理，我们到了国外，是少数人到了类别不同的多数人的地方。很明显，相对于居住国来说，我们才应是“老外”。但为什么这些同胞说起“老外”没有空间和数量概念呢？是简单地说顺嘴了吗？

　　这里的一组图片，是一位出生在美国纽约的80后美籍华人谭珍玲拍摄的，或许可以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反思一下“老外”这个话题。摄影的标题为《天堂里的外国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把美国看成了一个天堂，却很难称其为家？”

　　在谭珍玲的镜头中（眼中），与她一样具有黄皮肤、黑眼睛特征的这些人，生活在美国的环境中，居所外观是美国式的，（谭珍玲没有忘了拍下那些所谓美式房屋的粗陋），但是房间内的摆设却是中国式的。这些生活场景在很多中国家庭中都十分熟悉，杂物横陈，凌乱无章。最精彩的是，姨妈那包着锡箔的灶台，将一个传统的中国人的物质观放在了创建人类消费主义时代的美国，中国人、中国文化的特征，在一个完全颠覆它的美国环境中刺目地呈现了。那个带有幽闭恐惧气氛的室内空间本身，也构成了某种疏离的隐喻。

　　这些在美国被称为“美籍华人”，在中国被称为“华裔美国人”的一群人，为了心目中的天堂，最终登陆这块土地并在此繁衍。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却一直固守自己的文化。谭珍玲说：“一代代像我一样在美国出生的移民子孙们，也同样常常被一种复杂的新旧混杂情感所缠绕。”到底是谁叫“老外”？她希望用影像来探索华裔美国人家里那些矛盾而又复杂的身份象征。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谭珍玲用照相机来缓解自己内心的纠结，因为这现象并非是一个80后出生的她所刚刚感到的，它已经存在了百年以上。19世纪中叶美国西部大开发时，以“赊单工”身份被骗至美国的那30多万中国人，除了被折磨死的几万人，活着的几乎就都留在了美国。美国各地现在都有的China Town（“中国城”）就是这一历史最重要的痕迹。

　　China Town似乎一直在企图证明一个道理：某些文化一旦出走母体，孤悬异域，因为它缺少文化生命最重要的生存条件土壤，其自身的成长活力基本就停止了。同时，文化一旦离开母体，其状态往往保持在离开那一刻，而且能够保存得相对纯粹。这样就出现一种有趣的现象：海外的中国文化反而更为原生态，尚能够保留许多传统的特点，而其母体文化早就改弦更张了。

　　在美国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社会，移民的归化仅限于法律，而不是文化意义。很大程度上，这里的人口，就是由“老外”和“老外”的后代所构成。这里没有一个范本化的主流生活方式。19世纪的华工到达美国后，很大程度上保持了固有的血缘和乡情纽带，而没有经历过类似黑人奴工的社会原子化过程。一个生于美国的新一代ABC（American Born Chinese，生于美国的中国人），所展示的日常的奇观与冲突，是否仍然来自一个“借来的视角”？其想象中的目标观众究竟是哪些人？事实上，华裔社会远非一个同质化的整体，而是充满了种种差异。

　　比如“老外”这一称谓本身，更多为中国大陆背景的移民使用，并与改革开放初期形成的、对于白种外籍人士的刻板记忆有关。反之，那些曾经构成中国城主体的粤语人群，则更多使用“鬼佬”“老番”之类的称谓。而对于其他少数族裔，他们另有一些“黑鬼”（并无明显恶意）、“老墨”（通常泛指拉美裔，不仅限于墨西哥人）这样的说法。不过一切的改变都来自资本经济这个驱动力，在它没出现之前，这个世界相对是安宁的起码没有这么多漂泊，不会产生这么多“老外”问题，此点是我们在解读谭珍玲摄影时所不能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