缩小收入差距，应改革财税体制

　　本报记者 王珏磊 实习生 赵淑菊 发自上海、北京

　　受访人：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王小鲁

　　时代周报：国民收入分配直接关乎社会的公平正义，近年来，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目前，我国贫富分化的现状究竟如何？

　　王小鲁：统计数据显示，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基尼系数已经从1984年的0.26上升到2005年的0.47。但还有许多迹象显示，目前我国实际的收入差距，明显大于统计数据显示的收入差距。我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2008年占城镇居民家庭10%的最高收入居民的真实人均可支配收入约为13.9万元，而不是统计显示的4.3万元。

　　时代周报：收入差距扩大，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王小鲁：目前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报酬所占比重持续下降，是导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一个基本原因。对此，学术界基本上形成了共识。此外，一个时期以来，企业和政府集中的财力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呈不断上升的趋势。这与制度不健全直接相关。收入分配越来越向资源性和垄断性行业倾斜。现行的土地管理制度也让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从高地价、高房价中大量得益，使收入和财富大量向他们和有能力炒房的高收入阶层转移，形成逆向再分配。而且，现行税收征管体系不健全，劳动报酬和非劳动收入之间税负不均，各类非劳动收入的税收征管薄弱，导致越是高收入阶层，税收漏失越严重，实际税负越低，扩大了收入差距。少部分高收入居民拥有越来越多的无法明确界定的灰色收入也是收入差距拉大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主要与围绕权力产生的腐败行为有关。

　　时代周报： 如何缩小收入差距，当前公众比较关注以法律和行政手段提高工资性收入和居民初次收入分配的比重，也包括减少企业税负。这种方法是否可行？

　　王小鲁：这种做法包括提高个税起征点，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甚至使用行政方式要求企业提高工资水平等，也包括减少企业税负。这些可能有一定的作用，但这一途径的可操作空间和有效性是有限的，调整过当就会带来负面影响。

　　首先，目前我国个税起征点为2000元/月，考虑到近期低收入阶层工资水平提高的情况和通货膨胀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个税起征点是合理的。不过如果过大幅度提高起征点，受益者就将变成中等收入以上和高收入阶层。这不解决收入差距问题。另一个问题是，目前不同人群的个税负担不同，工薪收入的税率最高到45%，而资本收入和偶然所得只交20%，有些收入还不用交税。这种税负不均的情况应当改变。

　　其次，一个时期以来各地纷纷调高了最低工资标准，这大体上与市场上的工资水平上涨幅度相吻合。但如果上调幅度过大，超过了市场上非熟练工人的均衡工资水平，则可能迫使一部分企业减少从业人员乃至关闭，造成减少就业机会的负面影响。总体而言，工资水平仍然应由市场决定而不是由政府决定。但通过完善法律和建立工资协商谈判机制来保护劳工利益，是非常必要的。

　　再次，由于我国小企业劳动密集度高，经营环境较差，减少小企业的税负有一定可行性，对扩大就业和提高劳动者报酬可能会有一定帮助。但如果全面降低企业税负，未必会有明显的扩大就业和提高工资的效果。同时，在政府效率没有明显改善的情况下，减税就必然意味着要减少某些必要的政府支出。其中可能包括削减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而这首先打击的是穷人，不利于调整收入差距。因此比减税更重要的，是首先改善政府支出结构，减少政府自身消费和不必要的投资，加强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和转移支付的力度。

　　时代周报：缩小收入差距，从何处着手能具有较大的政策空间，取得较好的效果？

　　王小鲁：首先，现行财税体制、土地开发出让制度需要改变，政府透明度需要提高，从而减少腐败、收入分配不公和公共资源浪费的现象。其次，要改善小企业经营环境、减少垄断，促进民营经济继续发展。根据2008年经济普查数据，我国小型工业企业和工业个体经营户的从业人员占工业从业人员总数的65%。但根据一些调查信息看，这些小型或微型企业的经营环境、融资环境都较差，这种情况也直接影响着千千万万劳动者的就业和收入状况。其中，小型民间金融机构发育不良，是制约小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此外，我国职业介绍、就业培训、中等职业教育、企业服务等领域也亟待发展和规范。因此要扩大就业和提高劳动者报酬，需要从这些社会基础设施做起。

　　此外，是通过再分配途径间接提高劳动者和低收入阶层的收入。这主要包括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改善公共医疗、教育和住房服务，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这些方面的改善能够有效减轻工薪阶层和中低收入者的负担，起到减小收入差距、改善收入分配状况的作用，是需要重点关注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