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问伯南克

　　■Caroline Baum

　　一年两次，美联储主席赶赴国会山，向国会汇报半年度货币政策。

　　没人指望立法者们都是宏观经济和货币政策方面的专家。他们分属各式各样的委员会，专事预算、环境保护、标志性建筑保护和金融服务。

　　指望这些选出来的代表在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说“‘量化宽松’这个说法用词不当”时能领会其义，实在是强人所难。

　　因此我决定减轻一下议员们的负担，给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和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准备一些问题。

　　问题一：为什么是6000亿？

　　在去年11月3日的美联储货币政策会议上，伯南克公布了第二轮量化宽松措施，《声明》说：委员会“计划在2011年第二季度结束之前进一步购买6000亿美元长期国债”。

　　为什么是6000亿，不是5000亿，也不是7000亿？这个数字是凭经验所做的猜测，还是基于某个公式，或是根据向市场注入X美元等于广义货币供应量增加百分之Y计算出的货币乘数？

　　一直有人认为，6000亿美元是因为美联储决定从市场中移除一定量的国债价格风险。真的是这样吗？如果是，美联储为什么还想将这些风险社会化，将其从选择承担或有能力承担这些风险的投资者那里，转移到纳税者身上？（因为美联储购买国债后，需将扣除运营成本后的利润交给财政部，因此，利润哪怕有一点减损，都意味着财政赤字增加而纳税人要缴纳更多的税。）

　　问题二：关于“全球储蓄过剩”

　　2005年，伯南克提出“全球储蓄过剩”（GSG）一说，来解释为什么长期利率没有跟随美联储上调短期利率而走高。这一理论巧妙地将美联储助长美国房市泡沫的责任转嫁到全球储蓄过剩上来。

　　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圣马克斯分校经济学助理教授David Beckworth不久前指出，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GSG的另一面）占GDP的比例直到2006年都一直在上升，但美国的长期利率和抵押贷款利率从2005年起就开始走高。

　　今年2月18日，伯南克在发表关于全球失衡的演讲时表示，其他国家可以动用包括汇率和利率在内的一系列工具来抵消美联储的QE2给其经济带来的影响。

　　这与他在2005年提出的GSG理论相矛盾。这是否意味着新兴市场经济体具备抵消美国货币政策影响的工具的同时，美国经济却是新兴经济体的奴隶？

　　问题三：美联储的工具有哪些？

　　既然美联储在2004年中期开始以每次25个基点的速度上调基准隔夜拆借利率时，并没能带动长期利率走高，那么它为何不加快加息速度或者提高加息幅度呢？

　　伯南克强调，美联储具有在时机成熟时逐步缩小其2.5万亿美元规模的资产负债表并提高利率的政策工具。可GSG的干扰一旦再次出现，美联储该怎么办呢？

　　问题四：美联储的双重职责

　　伯南克已援引美联储的双重职责（稳定物价和促进最大化可持续的就业），来为其发起并继续QE2进行辩护。他指出，美国目前的通胀率低于美联储的目标，而9%的失业率则处于不可接受的高水平。伯南克似乎清楚，失业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会给劳动者的心理带来破坏性的影响。

　　但是，如果在失业率依然处于不可接受的高位，而核心通胀率却在某一时刻突然加速向上（类似1970年代的情况）的话，美联储该怎么办？

　　问题五：美联储何时退出？

　　美联储如何确定何时向零利率说再见？

　　我担心的并不是美联储有哪些政策工具，而是其是否有能力知道何时运用这些工具及是否有充足的政治意愿这样做。一年前，美联储在有“早退者”之嫌的情况下还不得不解释其退出将是有序的，但在几个月后，QE2就大行其道了。

　　伯南克将用哪些指标来开始向中性政策靠近？失业率？通胀率？名义或实际GDP？还是听天由命？

　　既然预期是美联储政策中如此重要的一部分，那么，他能不能让大家相信，这一次结果会有所不同？

　　作者是彭博通讯社专栏作家 兰晓萌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