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变：“十一五”期间的中国金融业

　　金融在宏观调控中发挥重要作用

　　“十一五”期间，从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到上海世博会,再到广州亚运会；从遭遇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到遭受汶川、玉树地震和舟曲泥石流灾害，一系列大事、喜事、难事，令我国经济前行的路显得那么不平坦……这更加需要有效运用金融手段搞好宏观调控。

　　2011年开年以来，有些令人不安的物价数据显然对货币政策调控构成很大压力，为了有效管理流动性，央行“两率”齐动，两次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一次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全面发挥金融调控功能。

　　目前，金融调控已经成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市场主体和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宏观调控已经从以前过多依靠行政手段，逐步转向使用经济手段。而搞好金融调控，合理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加强对市场资源的配置，已成为宏观调控中使用十分有效的经济手段。

　　我国金融宏观调控在经历了2010年的“十一五”完美收官后,平稳步入了“十二五”开局之年。2011年，金融调控在众人注目中拉开序幕。回望过去的五年，针对经济不同时期曾凸显的投资过热、国际收支不平衡等诸多矛盾与问题，国家采取的金融调控措施发挥了重要作用。

　　“十一五”期间，从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到上海世博会,再到广州亚运会；从遭遇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到遭受汶川、玉树地震和舟曲泥石流灾害，一系列大事、喜事、难事，令我国经济前行的路显得那么不平坦……这更加需要有效运用金融手段搞好宏观调控。

　　“‘十一五’期间，我国金融宏观调控面临着极其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经受了罕见的国际金融危机严峻挑战。”央行副行长胡晓炼在其题为《“十一五”时期中国货币政策调控的成就》一文中这样总结到。

　　也许是巧合，五年时间，货币政策也五次发生变化：从稳健，到适度从紧、从紧；从适度宽松，再到稳健，人们从中不难看出这五年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的风云变幻。

　　经济中矛盾交织，更需要高超的金融调控手段来驾驭。“十一五”头两年，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由偏快转为过热、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的风险，央行及时将货币政策由“稳健”转到“适度从紧”，再调整到“从紧”。2006年至2008年上半年，先后19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共10个百分点，8次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加强对信贷总量的调控，不断优化信贷结构。2008年下半年，美国次贷危机转化为国际金融危机，我国经济发展势头急转直下，出口大幅下滑，部分企业陷入困境，就业压力明显加大。在此背景下，央行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及时将货币政策由“从紧”转向“适度宽松”，先后四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五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保证流动性供应，明确释放保经济增长和稳定市场预期的信号。2009年下半年以来，随着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显著增强，人民银行前瞻、灵活地调整政策重点、力度和节奏，通过窗口指导、风险提示、公开市场操作等多种方式，引导金融机构注重贷款平稳可持续增长,加强金融风险防范，正确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与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

　　2010年，在“十一五”规划的收官之年,针对国内外金融形势，我国的货币政策由“危机政策”逐步走向“正常化”，2010年12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此举意味着国际金融危机后实施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正式转向“稳健”，而这正契合了我国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这一年,央行先后六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一次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实行差别准备金率、差别化的住房贷款利率等措施，同时灵活开展公开市场操作，引导金融机构合理把握信贷投放总量和节奏，支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

　　人们看到，在适时适度调整货币政策，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同时，央行还及时化解金融风险，维护了金融体系平稳健康运行；建立健全金融稳定长效机制，全面提升了我国金融体系的抗风险能力。（记者 谷秀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