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配改革关乎国运，从何入手？

　　张曙光

　　两会召开前夕，3月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事关中国社会未来发展方向的收入分配改革进入真正的攻坚阶段。

　　三十年来我国社会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318逐渐扩大到目前的接近0.5。我国收入分配改革的思路也有一个演变过程。改革初期是以打破平均主义为主，“一切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两极分化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注意，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1994年后，社会的基尼系数超过0.4以上并逐渐扩大。党的十六大再次提出了“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次分配注重公平”的原则。但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因此，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都要处理好公平的问题”。如果以这些原则出发，可循路径是什么呢？

　　一是提高个税起征点。少收就是增加。虽然从个案讲似乎让高收入者得到更多实惠，但提高起征点扩大了减税受惠人群面积，据估计如起征点提高到3000元，将使免除税务负担的工薪族增加两成，而实际上对全国税收影响不大。目前个人所得税只占税收总收入的6.8％。其中还包括对限售股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及房屋转让所得税收入增收。可以说影响甚微。

　　二是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统计显示，自去年至今年初，全国有30个省份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大部分省份调整幅度都在10％左右，一些省市甚至达到25％以上。有分析认为，随着诸多省市调整最低工资标准，中国可能会迎来继去年之后的又一个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年。这种方式对基层民众意义重大，虽有增加企业成本之虞，但从长远看有助于摆脱经济增长靠低劳动成本路径依赖。

　　三是集体协商工资制度的实施。据报道，全国总工会近日表示，到2013年前，全国已建工会组织的企业80%以上要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尽管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提出已十年有余但成效甚微，但这是中国步入现代社会不能回避的门槛。只有建立了较为普遍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才是社会和谐的长久之计。这一机制的形成关键在于法律上的完善，只有从法律上保证工会或职工代表机构的选举、组织的独立性和代表性，才能对资本实现有效制约。

　　四是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目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主要问题是不完善，不普及，水平低，覆盖窄。党的十七大提出：要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近年来，中央政府对社会保障的财政支持力度逐年加大，2008年全国财政支出中各项社会保障支出的比例已经超过13%。但这些资金的使用在公平性、安全性、可持续性方面还有诸多难点。这些年频发的社保基金挪用案、住房公积金贪污案、经济适用房占用案凸显其问题的严重性。如果不从法律制度和机制形成上解决这些问题，还可能造成新的不公平和重大的社会隐患。

　　五是以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来促进收入分配改革。目前我国社会收入分配所遇到的问题很大程度上与经济增长方式密切相关。我国几十年来经济增长最显著的特点有两个，一是出口拉动，二是投资拉动。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的出口贸易被锁定在加工贸易环节上，这是制造链上最低端环节。这在客观上就限制了劳动报酬的增长，我国陷入顾此失彼的两难境地。

　　而投资拉动更是对两极分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如为应对2008年袭来的金融危机，2009年我国放出9.6万亿天量规模的信贷，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为“十一五”期间最高一年，但随后即出现了房价大涨，豪华汽车销售猛增，奢侈品消费总额居世界第二的局面。一方面是上千万的下岗大军，一方面是资产泡沫与高端消费的膨胀。这实际上反映出我国社会收入分配有向“哑铃型”发展的倾向。

　　六是反腐败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我国现阶段收入分配改革最大的难点在于权力因素参与其中。与一般的社会收入分配改革不同，在资本、土地、劳动、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社会收入分配外，由于行政体制改革的滞后及民主监督机制的不落实，各种行政权力也参与社会收入分配之中。这使我国的收入分配改革面临诸多阻力与干扰因素。如果反腐败制度和社会民主管理及监督机制不及时跟进的话，收入分配的改革效果将会大打折扣，甚至会形成新的不公平。

　　所以，我国社会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不能只依赖过去靠增量解决问题，以速度解决矛盾的旧路径，而要从体制上，机制上，制度改革入手。这样才能将这场关乎国运的改革搞好。

　　作者为《中国经营报》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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