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难与复杂并存 十二五开局 宏观调控面临大考

　　本报记者 张萧然报道

　　呼声越来越高的富民政策，处于舆论浪尖的限购令、限行令，连续数月高位的CPI，愈演愈烈的用工荒，利比亚的境外大撤退……这似乎都在提醒我们，2011年，这个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元年，“十二五”的开局之年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一年。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尹中卿表示，自我国进入新世纪以来，2009年是经济发展最困难的一年，2010年是经济发展最复杂的一年，而2011年是既困难又复杂的一年，是左右为难的一年。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对《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说，“总体来讲，2011年的经济状态应该还比较平稳，政府可驾驭的空间也比较大，产业梯度的大转移，中西部的崛起会拉动总体经济呈现出一种比较好的态势，整个出口走势比预期要好，所以说，2011年不会困难，但一定是复杂的一年。”

　　“首先外部环境的变数还比较大，比如，全球经济复苏的状态如何，欧洲的国债危机是否会继续蔓延，发展中国家的通货膨胀是否会愈演愈烈，中东北非的骚乱是否会进一步导致大宗商品尤其是国际油价的飙升，这些都有不确定性。”

　　“从国内环境来看，抗通胀、保增长、调结构这些多元目标的设定，使我国政府在调控的顺序、调控的速度以及步调都会面临着一些新的难度，因为要照顾多元目标，稍有不慎可能就会顾此失彼。”

　　受自然灾害、流动性过剩和大宗商品价格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我国CPI自去年7月份以后就节节攀升，11月份5.1%的涨幅更是创造了28个月的新高。虽然中央政府为此颁布了稳定物价的国十六条，但因翘尾因素、今年夏粮产区的干旱以及国际局势的动荡等因素，今年通胀的形势依然不容乐观，被中央定位为全年经济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着眼于经济发展的现实以及调结构的需求，2011年中央政府率先调低了GDP的指标，但对GDP仍不能掉以轻心，因为适度的经济增长率是就业的保障和社会稳定的基础。

　　当依赖廉价劳动力、外生动力、资源消耗性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走到尽头时，一场由政府主导的主要依靠经济内生增长以驱动的经济转型战役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抗通胀、保增长、调结构这三元目标的设定既立足于当下形势依然严峻的通胀局势，又立足于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2010年底，中央政府适时转变了宏观调控的方向，把2011年的宏观调控手段定位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稳物价、保增长和调结构，这些从短期来看相互矛盾、相互抵触和相互制约的任务，对我国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提出了严峻的考验。如何保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增强针对性和灵活性，改进宏观调控手段的科学性和丰富性将考验政府执政的智慧。

　　那么，如何才能在这多元目标中或者说宏观调控手段中找到一个契合点，使宏观调控的代价降到最小？

　　“我们一方面要通过推动改革，促进民生建设来扩大消费需求，另一方面我们要保证我们的投资不能出现太大的波动。防止投资膨胀，关注房地产、汽车等特殊行业，适度增加进口，使我们的外贸向一个相对平衡的方向发展。”刘元春表示。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苏剑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的采访时建议，把供给管理纳入现有的调控体系。现在我国政府实施的都是需求管理政策，它本身就有相互牵制的因素，比如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这相当于增加了个人的工资，为扩内需做贡献，但这导致的一个后果就是助推通胀。

　　而所谓的供给管理政策就是增加供给，比如降低企业的增值税，企业税收的降低等于变相降低了企业的成本，提高了企业生产的积极性，供给增加，物价自然就会降下来。在供给管理政策下，经济增长、稳物价和保增长可以同时实现。

　　有专家表示，“十二五”期间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厘清行政权力与经济运行的边界，将对中国经济在下一个五年中能否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起到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