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品降价难改机制扭曲

　　张立伟

　　发改委日前宣布，从3月28日起降低部分抗生素和循环系统类药品最高零售价格，共涉及162个品种,近1300个剂型规格,平均降幅为21%,预计每年可减轻患者负担近100亿元。这是自1998年以来中国的第27次降低部分药品最高零售价格，尽管每次都预计可以减轻患者负担若干亿，但公众的感受却是药品越来越贵。

　　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每次发改委宣布某些药品降价后，这些廉价药品就会消失。更贵的新药紧接着出现，然后发改委继续降低价格，从而陷入降价药消失与新药面世的恶性循环。这种怪现象已经堂而皇之地存在了十几年，尽管发改委的降价政策事后证明无效，但这一“惠民”措施仍在不停上演。

　　何况降价措施带来的消极作用可谓更大，主要体现为居民消费的药品价格越来越高和基本药物价格过低导致市场短缺两个方面。廉价药消失意味着更贵的新药做出了补充，就患者而言，最大损失是，发改委以成本核算定价而不是疗效，这使得很多疗效很好的廉价药被企业清理出市场，所以我们看到一些普通感冒患者往往在医生的建议下滥用高效的抗生素。

　　在这些现象的背后，是发改委的成本定价与药品流通与终端销售缓解之间存在矛盾。发改委是以成本核算定价，但中国药品流通从生产到销售终端一般经过 6—9个环节，这期间需要层层加价逐利，按成本定价就剥夺了中间商的利润空间，而他们几乎可以左右医药企业的市场。其次，中国仍然奉行“以药养医”的体制，允许医院售药加收15%开给病人，如果大幅降低了药品价格，医生与医院获取的利益就会相应降低，这鼓励医院和医生对患者使用更贵的药品。对另一种销售终端，即药店而言，那些廉价药因为利润少而迫使商家出售更高利润的药品，因为他们需要支付房租、工资等成本，毕竟这不属于公共服务而是生意。

　　之所以每年的药品降价成为“空降”以及“降价即死”，是因为他们能够改头换面以更贵的“新药”出售。能够“变脸”而逃避降价的关键是新药审批门槛太低。与国外真正依靠研发而创造出新药不同，中国只要改变产品包装或者剂量等物理变化，换个品牌就可以成为“新药”推向市场。正是这种新药审批的低门槛造成了药品降价的“恶性循环”。

　　这种戏剧性的政策游戏是由医疗行业的部门分治导演的。在中国，发改委负责药品定价与调控；卫生部门则管理医院与医生；药监局分管药品生产与流通等。这种“九龙治水”很容易相互抵消各自的改革措施，若要改变看病贵的问题，需要医疗行业整体性的改革，比如改革以药养医的制度、提高新药审批门槛、监管流通环节等。若不取消“以药养医”制度而抑制医院逐利冲动，若不中止药品审批低门槛造成的捉迷藏游戏，发改委每年的药品降价措施就无实效。一个政策失效若干年而不终止并作出应对，这会让公众对政府的医疗改革诚意产生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