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要素市场就是发展民生

　　正在召开的“两会”，谈论最多的是“民生”。把“民生”作为主题，一方面反映了现在社会矛盾突出，需要增加更多的和谐因素，但另一方面，也说明经济发展本身已经面临一定的困境，寻找别策。的确，中国的“转型升级”已经提了很多年，但成效不明显，特别是在东南部如浙江、广东这些市场经济的先行地区，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经济进一步前进的动力在逐渐衰竭，产业空心化、资产泡沫化的现象有所增多。

　　有人会说，中国的增长动力还是很强劲的，一直以来，经济增长率不是都维持在较高的水平吗？问题恰在于，这种高增长率不是可维系的，中国增长，很大程度上依靠政府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这种增长方式导致流通中货币数量的大量增加，通货膨胀是必然结果。除了资源、环境外，通货膨胀也构成了对这种增长方式的制约，在金融危机后，这种现象已经非常明显。与通货膨胀随之而来的是收入分配的严重扭曲，分配不公问题很大程度上与这种增长方式相关。

　　经济增长，最为通俗的理解就是把稀缺的资源配置到更能满足人们需求的领域中去。那么谁知道消费者需要什么？是政府吗？不是，是身处市场中的无数的个体企业家。对企业家，熊彼特强调“创新”没有错、柯兹纳强调“警觉机会”也没错，但我们更欣赏米塞斯、奈特的承担“不确定性”，因为不确定性”是和“私有财产”联系在一起的，而“私有财产”是和“稀缺性”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没有私有财产的人，在竞争中并没有承担不确定性。建立在私有财产之上的竞争，才能产生反映资源稀缺性的信号，这个信号为企业家如何资源配置提供信息。

　　中国的改革是从商品市场开始的，但商品经济并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要素市场才是市场经济的体现。事实上，中国依靠商品市场，发展经济的路已经走到非常充分了，我们看不出义乌还能怎么发展，或者这样的市场对中国的经济还能有什么推动作用。中国的下一步，必须依靠要素市场的发展实现经济的再次飞跃。但怎么才有一个真正的要素市场？那就是拥有私有产权的企业家之间的竞争，企业家拿他的“要素”去赌消费者将要需要什么，这样才能产生一个反映要素稀缺性的价格信号。假如要素的拥有者和要素的配置者不是同一个主体，那么这些配置者之间的竞争事实上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竞争，他们并不会把要素做如何使消费者效用最大化考虑，这时的要素价格也就不能反映稀缺性，或者根本就是虚假的。现在，对要素的使用占支配地位的主要不是企业家，而是国有企业，决定要素使用之方向的，不是企业家的判断，而是行政判断。在国企中，是有很多能干的经营者，但是，他们绝不是与要素市场的形成相对应的企业家。权力介入的投资，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都从根本上违背了稀缺性规律的，也破坏了稀缺性规律。

　　有了要素市场，要素的价格恢复到一个正常水平之后，盲目投资的冲动自然会得到遏制，经济增长也会真正转变到依靠人的才能的发挥，利用人的才能这一无污染，并且取之不尽的资源上来，从而实现增长方式的真正转变。这种发展方式受益的正是作为要素所有者的居民，因为这使他们所拥有的要素的稀缺性体现出来了，他们所拥有的要素价格的提高，也将体现在生活水平的改善（民生）上。

　　所以，民生增长的主体也应当是企业家，经济增长和民生只是一块硬币的两面。同样地，假如政府介入了增长问题，那么也就人为地制造了民生问题。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拿出承认经济规律的勇气，让权力退出，使要素市场的形成发展得以可能，使企业家在要素配置中占据主导地位，这才是解决发展和民生的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