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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檀:国企民企为何都对家长不满

发布时间:2011年03月09日 07:36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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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檀

  央企反击指责其“垄断”与“非全民所有”的抨击,他们的真正理由不是利润的多寡,而是体制与税收的不公。如果说民企抱怨体制不公情有可原,万千宠爱在一身的央企抱怨体制障碍,则显示目前的经济管理模式里外不讨好的尴尬现实。

  李荣融先生卸任国资委主任,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在今年两会上不时说出实话,因此时有惊人之语。卸任之后的李荣融,收获的掌声不来自他的身份,而来自他的公正反思。

  李荣融的反思表现在他批判市场化条件下政府改革滞后。3月7日,全国政协经济界别36组《“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讨论现场,李荣融炮轰建立国资委之后,政府并未能改变职能,甚至财政部企业司管来管去只管央企,就连国资委的工资都需财政部审批;有关部门组织召开会议、论坛,要求央企主要负责人必须到场。政府部门对央企的约束越来越多,审批越来越复杂,李荣融本人用八年时间跑了两个项目,还送了不少礼。

  毫无疑问,李荣融所举的例证印证了市场人士的久远猜测。在用人、经营都需要审批的体制下,央企要成为市场化企业难度很大,它们既缺乏正确的激励机制,也缺乏严格的淘汰机制,因此很难形成高效的市场体制。从2003年国资委成立到现在,央企没有形成真正的职业经理人机制,而只有央企副总全球海选。通过这些海选进入的人士,如小石头扔进大海。

  缺乏市场制约,而以行政管制的企业,难于真正操心成本、收益等事项,他们更多需要获得上级的首肯,有些烂账被尽可能遮掩到任期之后。正因为如此,央企在海外的投资、在金融领域的套保,往往让人惊出一身冷汗,大规模的项目亏损、在套保上与狼共舞的巨亏,在经济墙角炸出一个又一个大洞。换成别的企业高管,是一定要承担相应责任的,但不少国企高管无需为低效与亏损承担责任,有些央企高管被追究的是贪腐,他们更像是官员,而不像企业家。

  北师大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全国政协委员高明华参与的报告《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与改革》(并提交政协会议)显示:2001-2008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累计获得利润总额为4.91748万亿,2008年账面利润总额比2001年增长了2.79倍,净利润比2001年增长3.25倍。但同期少缴纳的利息、地租、资源租和获得财政补贴共计64766.91亿元。如果排除一些不必要的各种享受的补贴和各种低额的成本,2001年至2008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平均的真实净资产收益率为-6.2%。该报告加上了国有与国有控股企业所获得的补贴、少支付的利息以及地租等,由此,国企的经营成本大大提高。

  不仅民企抱怨税负重,央企同样如此。国资委主任王勇举例,去年央企净利润8489亿元,上交税金1.4万亿元,超过全国税收的六分之一。由于央企有78%的资产上市,大约有3000多亿元利润属于非国有投资者,剩下的5000多亿元中还要扣除20%多的企业公积金,再上缴国有资本收益600多亿元,央企能掌握的利润只剩2000多亿元。

  原国家能源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曾任中石油董事长的马富才委员透露,中国目前的成品油价格中,有44%~45%是各种各样的政府税收,“2008年12月18日公布了新的成品油价格形成体制以后,2009年调了8次,2010年调了4次,今年又调了1次,这十几次调整没有及时也没有完全按照自己制定的规则来调,这样就造成了社会舆论以及实际运行中的问题。”

  政策束缚了国企与民企的手脚,李荣融为民企抱屈:“政府鼓励的,央企垄断了资源。政府不干的,国企不参与,民企只有借此获取发展机会。长此以往,不利于市场发展。政府发布信息一定要权威,作为企业决策依据”。国企垄断了资源,却在低效运作,民企受到束缚,不得不在夹缝中开出市场之花,最大的代价是,在恶劣的环境下,民企诚信越来越糟糕。

  不管是国企还是民企,改革的目标直指“家长”的管理方式,方式不变,所有的企业都是受害者。我们不必同情疲于奔命的“家长”,家长的傲慢与对市场的隔膜,让“家长”的统治范围越来越广,手段越来越生硬。

  (作者系财经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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