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委员为何敢言

　　□ 黄震 | 文

　　“偌大一个中国，总得要有人站出来说话”

　　昨晚趁着“两会”休会，请大学时候的老师吃饭。老先生年过耳顺，从国企老总位置退下来已一年有余，他是连续两届全国政协委员，今年是最后一次进京参加政协会议，明显感觉到老先生变得放松了，随和了，不像以前那么时刻小心翼翼。

　　席间谈起政协委员马富才（曾任国家能源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石油董事长）分组讨论透露，目前中国成品油价格中，税收比重达44％-45％。“从加油枪加到消费者身上的油价中，增值税、养路费、教育附加、城市维护，名目繁多。”我不禁有些忿然：“为什么他当中石油董事长时不讨论这个问题，非得到退了休无力解决时才提出来？！”

　　老先生笑了，同样身为退休政协委员的他，对此有务实和深刻的理解。他的一番剖白听来令人唏嘘。

　　“政协委员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任职后期或退休不久的政府官员或国企高管。这是我们国家特有的一种制度安排——既能适当延长这一人群的职业生涯，又能使他们在新的平台转换角度审视自己曾经从事的行业，从而更好地达到建言献策的目的。以老马为例，他任中石油董事长时，估计脑子里大多是销售额、利润率、管理架构、企业战略。也只有到了政协，他才会去真正花时间琢磨，老百姓买了我的一升油，其中有多少是买油钱，多少是交税费。

　　“坦白地说我和老马一样，在国企老总位置上时，都是从企业利益角度考虑问题，不会过多从老百姓或者政府利益角度考虑。还是拿税费举例：其实任何一种商品在国内的销售价格，都包括了不低于30％的各种直接和间接的税费。国有企业不可能也没必要偷税漏税，但还是有些变通的办法。税高了？我会和税务部门协商，申请相应的减免政策；费多了？我就找政府协调，进行一些部门间的利益平衡。这些方面国企总归要方便一些。如果都行不通，我就提高销售价格。

　　“国资委对国企‘一把手’是有考核指标的，如果连续几年不达标，就得下课。考核指标里并没有这一项：让一把手去考虑公司产品及产品价格对老百姓收入的影响。现实地讲，国企老总在任上把企业做大做强，把企业员工的收入提高，让国资委对企业认可，就算对国家对社会做出了贡献。至于说这家企业是不是依靠垄断性资源获得了利润，是不是破坏了社会经济生态的平衡，是不是损害了老百姓的利益，那可不是一个国企老总应该去考量和评判的事情，否则的话，就在这个位置上干不长了。

　　“政协开会时，退休委员确实比在职委员敢说敢写敢放炮。一方面，在职委员不可避免地顾忌要多一些；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退休委员可以更纯粹、更无羁绊地审视和反思以前所处行业的问题，转换了角色以后能够更全面、更宏观地探讨解决问题的方式。

　　“以我自己为例。前几年我提交的多是要求政府如何更好保护国有企业的议案，这两年我提交的议案都是关于如何降低行业的进入壁垒，如何引导民营企业在这个行业内发展。”

　　曾经有人调侃，说退休官员敢说真话是因为落差很大，很不适应，因此就开始“炮轰”，希望引起大家的注意，以找回昔日的权威。在老先生看来，并非如此，“至少我认识的相当多退休的政协委员不是这样：偌大一个中国，总得要有人站出来说话吧！”

　　饭后送老先生返回酒店，看着他孤零零走进酒店大堂的背影，不禁回想起几年前，也是在“两会”期间，也是在这家酒店，他被前呼后拥的情形——此刻的老先生似乎要更高大，更厚重一些。只是这些提案有多少会引起重视？我想起了另一个政协委员的总结：政府各部门想干这个事情的时候，你提了有用。如果不想干，你要一直提到它们想干时才有用。

　　作者为投资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