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强化的发展路径依赖

　　中国经济发展的尴尬在于资源禀赋行将耗尽之时，新的创新路径仍未找到，一些资源富饶的地区更在强化对自然资源的过分依赖

　　□ 文 王强

　　在西方经济学中，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y)一词在“制度变迁论”大师道格拉斯·诺思那里得到了发扬光大，由于用“路径依赖”理论成功地阐释了经济制度的演进，他于199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虽然今天有些专家对“路径依赖”理论仍存在诸多质疑，但该理论确实能很好解释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与其原有经济基础、制度环境、社会结构和技术特点的密切相关性，尤其是回答制度和组织是如何被自我锁定、自我强化，从而裹足不前的。

　　过去30多年，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政策创新推动经济持续在快车道上行驶，并在东部沿海各省市实现了惊人的发展奇迹。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政策创新打开了枷锁，让资源禀赋发挥出巨大的优势和推动力，逐步形成中国特定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特定的发展观念和特定的产业结构，即政策优惠—吸引外资—发展能带来GDP的重化工和制造业提高生产和制造能力。在此过程中，地方公共组织和产业组织也越来越依赖于这种模式，并逐步自我强化，形成制度惯性。整个系统进入锁定状态。

　　由于政策推动的边际效益逐步递减，以及传统发展模式对于政策资源和自然资源的巨大压力，中国政府一直希望能找到新的途径发展经济。但经济学家们发现，任何一种路径依赖最终都会反过来成为限制组织进一步发展的羁绊。近年来，地方与中央围绕淡化GDP问题充满了博弈。我们身在过去巨大成功的陷阱里难以自拔，摆脱路径依赖的“解锁”过程异常艰难。显然，既得利益集团由于害怕巨大的“转移成本”并不愿意主动否定自己，而这也表明，制度变迁比技术演进更为复杂。

　　所以，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尴尬在于资源禀赋行将耗尽的同时，新的创新路径直到目前仍未找到。更令人担忧的是，一些资源富饶的地区却在强化对自然资源的过分依赖。外界注意到，虽然煤炭大省山西在外部压力下走上了经济转轨的道路，但内蒙古和陕西等能源新贵们却依然在强化GDP和依赖矿产资源推动单纯的经济增长。

　　最近，在上述两个地区的“两会”上，同样一个消息被正面宣传，即2010年内蒙古和陕西的生产总值都突破万亿元大关，进入了“万亿元俱乐部”。过去5年中，内蒙古和陕西依赖煤炭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大手笔投资，实现了远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高增长，内蒙古更是连续9年GDP全国增速第一。

　　未来的5年可能会更加令人吃惊，最近公布的各地“十二五”规划都将目标定在GDP年增长10%以上，部分省份甚至明确GDP要五年实现翻一番。虽然各地也在不断宣传自己在努力创新以及实现经济模式转型，但是从整体看，观察者并未看到本质的变化。

　　随着时间的步步推移，路径依赖会更加成为自我革命的羁绊，“创造性破坏”的到来也将变得更加遥遥无期。而熊彼特关于“任何在某一点被设计为有效的系统，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不再有效”的警告会更加困扰我们。

　　心理学上的那个著名试验仍不时被人们拿来解释“路径依赖”的可怕：将5只猴子放在一只笼子里，并在笼子中间吊上一串香蕉，只要有猴子伸手去拿香蕉，就用高压水龙头教训所有的猴子，直到没有一只猴子再敢动手。然后用一只新猴子替换出笼子里的一只猴子，新来的猴子去拿香蕉，结果触怒了原来笼子里的4只猴子，它们暴打新来的猴子，直到它服从不碰香蕉的“规矩”为止。试验人员如此不断的将最初经历过高压水惩戒的猴子换出来，最后笼子里的猴子全是新的，但没有一只猴子再敢去碰香蕉。

　　作为猴子的近亲，我们又何尝不是随时处于在如此自我强化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