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转折点背后的多赢选择

　　王羚

　　关于刘易斯转折点，争论一直不停。有人质疑刘易斯的理论，认为不存在这样一个转折点；有人则质疑学者蔡昉(微博专栏)关于刘易斯转折点的预测。无论如何，从2003年开始逐步蔓延的民工荒佐证了蔡昉提出的预测——中国最早在2004年，最迟在2009年会出现劳动力供应与劳动力需求两条曲线的交叉。

　　理论似乎过于遥远和枯燥，对于普通劳动者来说，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直接意味着一个富有诱惑力的字眼：加薪。

　　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在过去数十年间，依托廉价的劳动力向世界提供巨量物比较美价相当廉的产品。在这场“made in China”的征战中，中国劳动力，尤其是从农村中转移出来的两亿多农民工做出了贡献和牺牲。

　　可以毫不含糊地说，中国劳动力创造了巨大的财富，资本因此获得了巨大的利润，但是劳动者并没有获得与劳动生产率增长相应的收入增长。刘易斯转折点就是这样一个点，在这个点之后，劳动力本身的价值不再被无视，不再只是机器大生产中一个似乎无生命的符号和环节，而是有权利要求自身劳动价值的人。

　　蔡昉的研究表明，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释放出一个信号，长期源源不断无条件满足供应的劳动力蓄水池将不再无条件满足资本的需求，而条件就是涨工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学者章铮也提出，只有涨工资，才能使农村剩余劳动力（绝大多数是中老年农民工）愿意权衡之后进入就业市场。

　　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也意味着过去压榨式、掠夺式的用工方式将难以为继，农民工用脚投票导致的“民工荒”就是对过去那种不平等用工关系的反抗。

　　劳资关系的本质是一种分利的关系，你提供资本，我提供劳动，合作生产，利益分成。但事实上，劳动者尤其是普通劳动力在工资的确定上几乎没有发言权，常常是企业确定，工人被动接受。

　　刘易斯转折点之后，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使得劳动力可能在与资本的分利中稍稍具有一些主动权，但真正的公平分利并不可能自动实现。如蔡昉所言，也如许多专家的建议，一个行之有效的途径将是集体谈判，也称工资集体协商。

　　对于劳资分利的公平点，劳动者和资方自然有不同观点，通过集体谈判进行博弈正是找到这个点的最有效途径。中国的工资集体协商已经推进了近20年，今年全国总工会又提出了工资集体协商三年计划，但愿在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的背景下，这项工作能更有实效，让普通劳动者因此获益。

　　刘易斯转折点背后的利益格局已然清晰：企业要发展，要盈利，离不开劳动者这个要素，而且这个要素正在以越来越强的主动意识发出权利主张；国家要发展，经济发展方式要转变，必须要扩大内需，而要扩大内需，老百姓腰包得有钱，还要敢于消费。这就落在增加劳动者收入、完善社会保障上。

　　若如蔡昉所言，以工资集体协商为代表的相关具体制度样样落实，不打折扣，必可缩小收入差距，缓解劳资矛盾，从单赢变成多赢，社会也可因此更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