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黄金反叛美联储

　　刘晓忠

　　最近犹他州参众两院通过了将金银设定为法定货币的法案，与其互照的是债券之王格罗斯等投资家业已或正在远离美元这个被美联储惯坏了的“坏孩子”。

　　这不是美联储第一次也非最后一次遭遇诚信危机。美联储自1913年根据《联邦储备法》成立至今，遭遇了多次类似的诚信危机。如大萧条时期，美国许多州都推出了地方货币替代美联储发行的绿币，甚至出现以货易货之方式。又如1971年美元与黄金彻底脱钩宣告布雷顿森林体系1.0解体，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遭遇了比目前更为严峻的外部考验。

　　纵然1971年后以美元为主导的布雷顿体系2.0确立以来，美联储经常成为各国抨击的标靶，并使美国深陷特里芬悖论的煎熬之中；但以美元锚定的国际货币体系确实为全球贸易提供了低成本的平台和框架。因此，至少在尚未出现能与美元抗衡的货币媒介之前，任何人或机构所传出的远离美元体系之观点都未诚实地“显示真实偏好”。

　　我们认为，当前与其说是宣告美元时代的终结和揭示美元之恶；还不如说市场担忧的是，一旦国际金融市场中的美元体系裂缝扩大所带来的高交易成本和缺乏交易机会等破坏性。至少当前美联储若继续任性地偏执于促增长和就业，而罔顾通胀这一核心命题，将使美国乃至国际货币体系陷入无稳定锚的次时代，无谓地增加市场交易成本，损害全球自由贸易体系。

　　毫无疑问，以中央银行为主导的信用货币体系，并非源自法律赋予央行管理法定货币之强制力，而是嫁接于长期以来人们对商品货币在稳定币值方面的信任和认可，这种市场自发对货币信用的信任，推动了货币体系由金银本位制、金汇兑本位制到法定信用货币的过度。

　　是次美国犹他州参众两院通过金银法定货币法案，废止黄金作为财产需纳税之法律等，根源在于当前美联储舍本逐末地迎合美国政府，承担起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刺激经济和促进就业之目标。殊不知，宽松货币如果能对经济起什么作用的话，那就是借助廉价的信用货币来蛊惑市场浪费资源，制造经济增长和就业幻觉。毕竟，货币手段营造经济和就业增长幻觉必须借助通胀，即刺激经济和就业增长，需制造资源稀缺（币值贬值），否则央行的宽松货币无法有效促使市场信用货币创造，而更多地带来的是不同经济部门间的利益输送——优先获得央行货币支持的部门对其他经济部门利益的攫取，而非经济增加值的创造。

　　当前中央银行家们设置了一套核心通胀指数的理论架构，以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通胀指数来决定货币政策脉象。然而，食品和能源等价格异动主要是基于农业等劳动生产率增长要低于其他行业。正如不满美联储表现的听众反驳纽约联储行长比尔·达德利用iPad价格作比喻时愤慨地表示，虽然iPad的价格降幅突出，但iPad又不能吃。

　　因此，当前央行过度强调核心通胀率、甚至借用输入型通胀推卸其稳定币值之责任，令市场对各国央行继续管理法定信用货币正在丧失信心。我们有理由担心，一旦央行管理的法定信用货币遭遇市场普遍的质疑，那么将意味着支撑信用货币的稳定锚——市场信用基础将面临被破坏。而市场越发对央行法定信用货币丧失信心，一国经济金融活动的交易成本无疑将增加，甚至可能因交易主体未能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交易媒介而导致交易失败；显然，市场对央行信用的丧失，或将使经济陷入无稳定锚的交易损失之中。

　　鉴于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美元贬值无疑对国际货币体系和全球贸易体系产生直接影响。这种影响的最大负外部性在于市场担心一旦动摇了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而未有一个替代性的锚来维系和重塑国际交易秩序，全球贸易融资和国际资本流动将出现系统性裂缝。尽管当前部分国家通过增加双边贸易中的本币结算，以规避美元贬值风险；但两国能得以借助本币进行部分贸易活动，本质上还在于双方都事实上通过美元猫来估值对方货币，失去美元锚本币结算的双边贸易，无疑陷入无法定价之尴尬。同样格罗斯等抛售美元固定收益证券而参与新兴市场的固定收益债券，本质上也是通过美元锚来估值其他货币计价的固定收益债券，其赚取的收益为以非美元计价的货币资产相对于美元的预期升值幅度。而一旦美联储转向稳定币值的政策，国际市场资金的重新配置势将潜伏巨大的风险隐患；显然，这正是国际投资者捕捉盈利机会的过人之处。

　　可见，面对当前美元币值的不稳，不论是犹他州旨在为金银货币功能化的努力，还是国际金融市场投资者开始调整其资产组合中的美元资产比重，本质上都在告诫美联储继续滥用法定货币信用，市场将对美元自发“叛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