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宏斌：高油价威胁全球经济复苏

　　日本此次受地震以及海啸直接影响的区域占日本GDP仅为4%左右，但东京及周边港口就贡献了18%的GDP，如果核辐射扩散影响到这一区域，经济和金融影响将是难以估量的：要知道只有依靠城市经济人口集聚才带来相对高标准的生活水平。而日本地震所带来的包括电力短缺、生活用品供应紧张等一系列问题都显示像这样现代精密的工业社会在大自然灾难冲击面前又是多么的脆弱。有人认为，灾后大规模的重建工程将可能为日本提供足以摆脱其二十年来经济停滞泥潭的财政刺激。这一观点在我看来不仅过于乐观而且犯了明显的错误：日本之前的经济停滞反映的是其快速老龄化的人口结构，工作人口仍在减少，退休人口数量则日益庞大。过去三十年，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崛起，日本已经明显感受到了产业外包对其本国经济的负面影响。而这两者显然都不可能通过灾后重建投资的增加而有所改变。

　　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灾后重建由谁来买单？一种可能途径是日本政府发行更多债券，并最终将负担转嫁给未来的纳税人。更多负债往往意味着利率上行压力加大，日本可能要经历当年两德刚统一时的境况：20世纪90年代，德国利率上升，马克升值，抑制出口。另一种方式是日本企业转而投资国内。作为储蓄型国家，日本在海外投资不少。不再向海外投资甚至将其海外投资撤回都有可能造成日元需求上升而汇率升值。很明显从灾后日元的走势来看，不少投资者都已经看到了这一可能性。这也迫使日本财政部以及工业伙伴着手干预外汇市场以避免升值对出口造成过多负面影响。

　　对于日本来说，这次地震灾难无疑加剧了其本来的经济困境。而对于世界其他国家来说，更大的经济威胁来自中东和北非的政局动荡——在于利比亚的局势以及该地区动荡情况的蔓延是否会带来油价的飙升对于全球经济的影响。对于西方主要经济体——纯石油消费国来说，高油价意味着通胀压力上升、经济活动受抑制。油价上升的幅度决定了发达国家消费可能受影响的程度。而欧洲央行准备加息以抑制通胀的政策更可能使欧洲的企业和消费者遭受燃料成本上升和借贷成本增加的双重打击。

　　对于美国来说，油价上涨对消费以及企业投资的负面影响是确定无疑的。问题是如何对影响程度进行估计以及估计的结果如何？汽油价格目前已经从去年四季度的2.94美元一加仑上升到了3月中的3.62美元一加仑。美国汽油消费的价格弹性非常低，仅为0.05（意味着20%的汽油价格上涨只会降低1%的需求）。美国消费者2010年买了大约1400亿加仑的汽油。如果假设今年需求总量仍然保持这个水平，按照现在的油价，消费者大概需要从其它消费项目中挤出900亿美元用于购买汽油，相当于名义GDP的0.6%。美国的成品油51%都是进口的，所以所增加的汽油消费大部分流出到了石油出口国。我们据此下调美国今年的GDP预测至2.9%（去年四季度的预测为3.4%）。名义通胀率今年可能达到2.4%左右（之前预测为1.4%），核心通胀率大约为1.3%（之前为1%）。劳动力市场的疲软、单位劳动成本下降将降低能源价格上涨可能带来的工资物价螺旋上升的风险。

　　欧洲的情况则相对更加复杂，应付本地区内部主权债务危机的同时还要面临外部的冲击。而近日葡萄牙政府垮台也表明尽管欧盟内部已经为更好的进行政策协调做出了不少努力，主权债务危机仍远未结束。国际油价上涨对于欧洲的名义通胀影响相对更加直接，而高油价和食品价格上涨已经给实际工资收入带来了明显的负面影响，我们的估算显示这一影响已经超过了2008年一季度危机前的水平。尽管2月月欧元区核心通胀仍然在1%。而欧洲央行显然会对任何可能导致通胀预期上行的迹象保持警觉，意在把利率水平保持在合适的水平——所谓的合适的水平是指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带来的名义通胀率上升仅会带来相对价格的变化，其影响要充分被对其他商品和服务消费支出的减少所抵消，以避免出现第二轮效应。3月的欧洲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会议已经释放了明确的信号，很可能会最早于4月开始加息。而加息无疑会增加南欧各国的债务负担水平。

　　当然，如果一国财政状况良好就意味着应对高油价的补贴以及减税政策空间仍然充裕，但很显然大部分发达国家并不在此列。次贷危机之后，金融系统仍在修复过程中，宽松财政政策显然不是优先选择。从而，这些国家应对高油价的政策余地很小。这也就决定了，中东和北非局势对于发达经济体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它决定了油价是否会成为阻碍经济复苏的风险因素。相比20世纪70年代油价上涨时又有所不同：当时工资和通胀同时上涨，而如今只有通胀在涨。但当年的经验的确告诉了我们，中东局势动荡的经济影响可以非常深远。目前全球经济复苏仍然相对脆弱的背景下，这一风险尤其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