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收藏的时候，我们只做记录

　　⊙朱青生

　　此次尤伦斯藏品的拍卖只不过是一次个别机构的正常变动，这样的事件在艺术界再正常不过。只是我们从此不再能指望由一个西方资本来建造中国收藏的基石——这个事件使这种幻想破灭了。西方确实在早期的当代艺术收藏中利用过私人收藏家的收藏建造艺术史标尺。但那种收藏是建立在博物馆收藏的整体框架中。由于学术资金和博物馆空间所限，国家暂时恳请有见识、有财富的人参与到整体的收藏中，来推进当代艺术的事业。许多年以后，再通过捐赠和回购，使得艺术品得以整体保存。这样的艺术的发展框架，就会慢慢成型为博物馆。

　　25年来我们一班人在做“中国现代艺术档案”，并编辑《中国当代艺术年鉴》的时候特别强调一点：《年鉴》是非常朴实地提供某个时段最重要的艺术创作的现象和最重要的作品的一些线索。在收藏被市场弄得比较混乱的时候，就把事实记录下来。今后可以成为有用的参考。

　　所以，今天我们如何正确地，或者说真实地记录当代艺术的现象更为重要。只有这样才不会被表象所迷惑，也不会因为一个机构的变动感到受到了极大的刺激和冲击。

　　同时，作为一种艺术现象，每个时期的艺术品最终必定要由国家收藏。只有进入国家的收藏，这类艺术品才有真正的归宿。卢浮宫、大都会、故宫皆如此。当然，这件事不一定直接由国立的博物馆、美术馆独自来做，也可以是具有国家级收藏标准的民间艺术机构、公益机构，或者学术机构来做。

　　（作者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当代艺术年鉴》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