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汉华：手机定位真能约束官员

　　一方面是行政权力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又用手机定位来管。这是自相矛盾的，亟待根治

　　【背景】《重庆商报》报道称，2010年4月，为实现对党政干部的“精细化管理”，重庆市酉阳县向该县各乡镇和县直机关领导配发具有GPS定位功能的3G手机，用于监管这些党政领导8小时以外的生活。

　　酉阳县纪委副书记毋勇称，这些被监管的干部涉及39个乡镇和106个县级部门，包括县四大班子领导(书记、县长除外)，各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县级各部门、各人民团体和县属企事业单位党政主要负责人，共239人。

　　这些基层领导被要求24小时开机，接受县纪检委的跟踪监督。若被发现有违规违纪行为，将视情节受到通报批评或责令辞职等八类处分。这批GPS定位手机每台约3000元，人手一部，全部纳入国有资产管理。

　　报道称，掌握这些手机的干部，每月最低消费为342元，采取与持机者办公电话捆绑的方式，由县财政统一支付。该制度启动至今，因各种原因被点名批评的有两个单位和82名领导干部，其中22人被诫勉谈话。

　　经媒体报道后，酉阳县纪委新闻发言人对媒体公开表示，这些手机是由该县电信公司免费提供，而通话费也并非由县财政支付。而且，该举措“只是要求干部24小时保持通信畅通，以便应急；从没开通手机视频功能，并不侵犯隐私权。”

　　那么，手机GPS定位能否有效监督基层党政官员？同时，谁来监督该县没有配发GPS定位手机的县委书记和县长？

　　宪政学者、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周汉华认为，靠手机定位来掌握党政官员的行踪，监督官员，预防腐败，并非治本之策。同时，书记、县长不纳入监督范围，也是败笔。这作为一种监督党政官员的尝试，有一系列深层问题值得追问：

　　首先，监督官员，是否有必要配发手机。配发手机后，到底是公用还是私用，很难监督。同时，针对公务员而言，惯例是定期报销一定额度的通讯费用，而不是配发手机。事实上，担任领导职务的公务员，一般办公室都有固定电话，手机也并非政府采购的必备项目。

　　其次，即便有必要配发手机，从依法行政的角度，这些手机也应纳入政府采购计划，由财政负担。至于采购机型、价格和话费额度，都应依法公开，接受监督。酉阳县党政官员接受电信公司免费提供的手机，难免企业利益输送的猜疑。

　　至于手机定位和电话抽查是否侵犯隐私权，周汉华认为，手机GPS定位当然会涉及隐私权问题，但对此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党政官员具有双重身份，作为自然人，手机定位会侵犯隐私权；但作为公职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必须接受监督，隐私权较普通人有所限制。

　　现实中，一些党政官员在八小时之外大搞权钱交易，生活糜烂，被曝光后，甚至还以“隐私权受侵犯”为由，对抗社会和媒体的监督，甚至反告媒体。就此而言，当前，过分强调官员个人隐私权并不合适。目前需要的是对党政官员更多的外部监督。

　　当然，为了加强廉政建设、确保公务员的廉洁，取信于民，这种手机定位与随机抽查的做法也可作为一种尝试。但与此同时，纪律检查部门应严格界定其适用范围，确保这种监督不至于侵犯一般公务员的基本人权。

　　对酉阳县委书记、县长不纳入监督范围，周汉华认为，这是错误的。毕竟，党政一把手更有机会腐败。因此，县委书记、县长应身先士卒，主动把自己纳入监督范围，并让纪律检查部门公布监督结果。只有这样，才能让人真正相信其反腐败的决心。

　　周汉华指出，手机定位监督官员只是治标的办法，治本之策应从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入手。未来，党政官员的权力真正“受限了、公开了、分解了、下放了，过多的审查权废除了，就不需要这些治标的手段了”。

　　他最后指出：“行政审批改革推行十多年了，审批权过多过大的问题没有根本改观，甚至有权力越来越大、向旧体制复归的趋势。一方面是行政权力越来越大，不断滋生腐败，另一方面又要用手机定位来管。这是不匹配的，必须采取更为根本的对策。” 　(财新记者 张新名 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