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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嘉琛
一场即将到来的盛会让深圳如临大敌,草木皆兵。在过去100天的时间里,深圳警方已陆续将8万余人赶出这座城市。他们或是涉嫌卖淫的“失足妇女”,或是身患精神疾病的患者,或是昼伏夜出的无业人士,或是扬言报复社会的失意者,但他们身上都被贴了同一个标签:潜在治安高危人群。
作为一个走在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城市,深圳粗暴地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划分成三六九等,已经明显有违现代社会公平正义的理念;动用行政力量,将那些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强行排挤出去,更是对公民居住权和自由迁徙权的践踏。遗憾的是,如此于情于理于法都有失偏颇的做法,竟被有关部门当作一项“战果”来宣示。
当然,只要遇到盛大活动就“犯病”,深圳并不是第一个患者,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患者。照理说,随着中国日渐强大,越来越多的世界级盛会都会更加青睐我们,有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丰硕成就撑腰,前进中的中国理应更加从容和自信。但是,当全世界的目光聚焦过来,那些被选中的城市却总是突然像个要面见贵宾的小媳妇儿,开始担心自己的衣衫不够整洁,担心自己的妆容不够精致,担心自己所用的香水不够高雅,于是在闺房里如坐针毡,自己吓唬自己。
城市因人而生动。正是有了操持不同工种的劳动者,有了各种层次的老百姓,一座城市才会具有迷人的生活气息,而不至于沦为钢筋水泥的丛林。纵是确有极少数人不能在这个城市有尊严地生存,去留与否也应是个人自由选择。在正常的城市生态中,不同的社会群体原本是可以和谐共处的,但有些城市的管理者却容易形成一个坏习惯,他们总是惯于想象出很多的假想敌。路边的小摊小贩是潜在的敌人,小区维权的居民是潜在的敌人,向包工头讨薪的农民工是潜在的敌人,房屋遭强拆的业主是潜在的敌人,失业青年是潜在的敌人,精神病人是潜在的敌人,谁要影响哪怕有可能影响到稳定,谁就是敌人。
正是这种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定势,让城市主政者将社会风险估计得过于严重,以致他们总是要求自己的下属将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久而久之,这种“自己吓自己”成了一种僵硬地处理人们内部矛盾、处置日常事务的方式。几年前,有一个帖子备受网友追捧,其标题《稳定什么也没有压倒,只压倒了我们》虽然有些惊悚,但也有几分道理,值得我们反思。
我们应该如何应对社会矛盾?视而不见当然是不负责任的表现,但谨小慎微以致畏首畏尾也十分不可取。毕竟,很多被视为威胁的社会矛盾,其实只是正常的利益博弈,远不至于将社会拖入动荡的泥淖。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一个基本的共识是,当前中国的社会结构仍具备相当的弹性,正是这种弹性让我们能够在应对各种挑战时化险为夷,平稳度过危机。如果不能对这一点有清醒的认识,总是在试图消除冲突的时候又制造新的社会冲突,这样的社会必然缺少美国社会学家科塞所说的“安全阀”。
可以说,只有那些对自身容纳冲突能力极其自卑的城市,才会在盛大活动面前方寸大乱,胡乱地向辖区内的民众展示肌肉,让老百姓口中有怨言胸中有怨气。而一个真正值得人尊敬的城市,并非是没有社会矛盾的乌托邦,而是能够容纳冲突和用制度化的方式解决冲突的生活空间,它没有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