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需要更多的分权

　　吴木銮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创造了一个世界性的奇迹。近年来，人们在享受经济增长的成果时，也在日益担忧一些重要的问题，比如“中等收入陷阱”、利益集团影响政策问题，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问题。甚至有些人提出中国应该谋求一些独特的发展路径。在这种背景下，改革需要进一步深化，民众的参与需要提高。

　　“社会网络”确实有着比高科技创新更有意义的一面。社会网络本身就是财富增长的一个重要来源。在网络的扶持下，个人的能力可以得到提高，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也增进社会财富的积累。社会网络的创新也带来“滚雪球”的效应。一旦社会网络已经成形，其他的力量就无法阻挡前进的步伐。

　　在公共治理领域，有一个相近的概念，那就是网络治理(Network governance)。这在发达国家和经济体中相当受重视。过去，人们通常强调社会应该由两种力量主导，一是通过市场竞争来使资源得到最优的分配；二是科层制（主要是政府）通过命令的方式来调整各种利益关系。网络治理方式就是市场和科层制之外的第三条道路。这种治理方式对中国人并不陌生。许多村庄以前都有由村民自发组织的各种治安巡逻队。这种社会治安的方式没有通过市场和政府的体系来处理。不过，从治理的效果来看，网络治理也许更为有效。分权的、由个体进行协调的治理常常发端于某种共同的需要。在这个需要的基础上，人们进行平等、有效的协商，执行起来的效果也很好。许多人认为，这种分权解决问题的路径比原有的途径更能带来正面效益。在全球化的今天，政府有更多的任务需要完成，市场又不能解决一切事情，因此网络治理在中国也实有必要。

　　全球化也是需要分权和网络治理的。现在，我国的财富过度集中于国有企业，过度集中于少数富人手中，因此我们是小众市场经济。小众市场经济还鼓励特殊利益集团捕获公共资源。现代社会中，利益游说、利益集团影响公共政策相当常见。如果透明度足够高的话，这种游说并不是很要紧。各种利益诉求的交集往往可以产生较好的公共政策。最糟糕的就是利益集团的游说不公开，是暗箱操作的。这一问题在许多东亚国家和地区都相当严重。其次，有外部的力量来制约损害公众利益的不当影响。透明是不够的，社会要有一套纠错机制。就像香港，人们知道房地产市场存在大量问题，现有的渠道却无法制约不良政策。因此，民众参与在今天的公共治理中常常排在首位。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分权治理、网络治理了。

　　充分利用社会网络，政府需要调整思路。人是需要在互动中互相学习、互相提高的。建立在软件性互动基础上的财富更加持久和牢靠。政府不仅需要提供一个法治的环境来保障社会网络，同时还需要学会放权于民进行自我管理和调整，同时监督公权力的运行。

　　作者系香港城市大学高级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