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货币是怎样炼成的

　　周其仁(专栏)

　　不论将来的高铁全盘开张后，铁路财务盈利还是亏本，只要投资立项通过审批，它就立刻对信贷、货币和物价产生影响。

　　首先，它立刻推高了对银行信贷的需求。符合国情的规则是，越是政府项目，越是审批规格高的国家项目，可借贷资金比例越高。更高级别的国家投资项目，直接意味着更大数量的银行信贷。

　　这类贷款需求也总能优先得到满足。在国情约束之下，投资项目取决于由哪个级别的政府做出审批。在这个圈子里，实现国家项目信贷的供求平衡，“交易费用”实在是很低的。

　　于是人们看到报道，京沪高铁上马时，财政预算投资不足，保监会就协调若干国家保险公司对该项目投资。当这家“仅次于三峡”的铁道部“企业”筹够了自有资本，就可以大举向银行借贷。从金融流程分析，那几笔原本趴在银行账上的保险金，一旦注入京沪高铁公司，顿时就活跃起来，因为从此它们有资格充当“支点”，以便京沪高铁从银行里借贷出更大数额贷款。银行可贷放的款项，来自机构和个人的存款。最神奇的地方，是机构或个人的存款也可以来自从银行得到的借款。假如商业银行贷给京沪高铁1000亿，后者花掉100亿，余下900亿存入银行，于是可贷资金又多出来900亿！

　　当今世界，只要还没有回到金本位和百分之百的储备制度，举世的商业银行就都有放大存贷、创造货币的功能。中国的特色，在于“政府主导”的投资在全部经济活动中占有很大权重，所以行政权力可直接参与货币创造。在更早的源头，一纸政府公文甚至几个全新的概念及论证，就可开启源源不断的货币创造的川流。

　　跨越式发展的高铁不过是中国诸多产业部门中的一个。“铁公基”、电力、能源、通讯等，哪一个部门不争相跨越式发展？又有哪一个大部门不是在“政府主导”的特色覆盖下，在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做出贡献的同时，也对中国式货币创造做出伟大的贡献？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政府层级很多。上行下效，支配着中央“条条”的机制，也一样支配着地方的“块块”。普天之下，哪里看不到“政府主导”的投资？差别不过是省政府、市政府、县政府和镇政府，或是由明白人管着的政府，还是糊涂人掌控的政府而已。中国特色的货币创造，动能极其强大。

　　条条块块政府以行政权力放大银行信贷，不断创造货币，并不是单靠商业银行就可独立完成的。在法定不可兑现货币制度下，流通中的每一块钱都是央行出品。离开央行源源不断向商业银行注入基础货币，信贷放大中的“货币创造”就是无源之水。在稳定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约束下，央行不断大手买入外汇，在积存全球第一大国家外汇储备同时，也把等价的人民币基础货币注入商业银行。这就是说，以基础货币干预、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恰为行政权力放大信贷、创造货币提供了条件。

　　去年年末我国广义货币(M2)余额72.6万亿，比2002年年末的18.3万亿增加了54.3万亿——8年之间几近翻了两番！这也许是转型中的过渡性现象，既为国民经济超高速增长奠定基础，也为物价总水平的累积性推高，准备了货币条件。

　　(作者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