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之后的世界

　　文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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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04-18

　　文钊

　　还记得那天是周末，有一个记者连续给我发短信，说雷曼倒闭了。后来是别的同事，短信接连而来。之后所有的事情大家都了解了。那之后的一期报纸，我们做的专题报道是《为什么是美国》，再之后，记者程明霞和林俐去了美国。她们的采访报道后来集纳成书，书名叫做《华尔街日记》。对那本书的推介词这样说：《经济观察报》女记者用《华尔街日报》的方式在风暴中记录美利坚的欢呼与叹息……

　　实际上，我对这样的采访经历充满艳羡，只不过自己始终是作为一个远观者。并且，在观望的过程中，写下了《帝国的挽歌》。这是连续几期专题里的一篇普通文章，不过对于这篇文章中透露出的隐约的结论，还是在报社内外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我记得有一位同事，花了很大的精力，写文章来跟我辩论。我挺喜欢他的那种认真，后来也确实当面讨论了很久。不过谁也没有说服谁。我那篇文章的主题，实际上也是跟王胜忠聊天的时候，他谈出来的。这篇文章的机缘就在于，我也算是个认真的人，聊过之后，就翻阅经典查对历史，希望在历史的演进中找到一丝线索，来印证今天的现实。确实，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也是我能够比较确定地去写这样一篇文章的理由。

　　《经济观察报》从来都对外面的世界发生的一切有着特殊的兴趣。对国际重大事件的关注，几乎是她的一个传统。所以这些年来，她关注过中东的亚辛和阿拉法特，曾经派出采访记者，追访那些当代里最负盛名的学者，探问他们对于这个世界和中国的看法。她也关注过俄罗斯、印度、美国等国家的大选，甚至专门去做大选的系列报道，这里面的小心思，想来也挺让人感慨。在越南通胀严重的时候，《经济观察报》的记者去了越南，就是为了看看这个国家发生的一切，是否意味着一场新的金融危机的萌芽。

　　在中国经济飘红的时候，我们也去了日本，为了要看看所谓的日本泡沫究竟是怎样一回事，专家学者们都在说避免重蹈日本覆辙，但好像还没有哪个媒体真的去了日本，去看看日本所谓失去的十年到底是什么，曾经参与了当年决策的那些官员怎样反省这一切，又给现今的中国提出了什么样的建议呢？在欧洲为主权债务危机困扰的时候，我们的记者又去了欧洲“震中区”，去跟那些仍在想法从危机中走出来的国家的政府官员和智囊机构的学者们交谈。我们就是很好奇，我们希望了解外面世界发生的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对我们这样的一个国家，又有着怎样的影响。

　　但是，可能在已经发生的所有事件中，有一点确定无疑。那就是雷曼倒了的那一天之后，这个世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可能我们现在也无法清晰地判断这些变化究竟将如何演进，这些变化对世界的影响和对中国的影响深浅究竟如何，但是，这一切毕竟已经发生了。历史的逻辑，身在历史中的人往往是无法看清楚的，但是事后诸葛亮式的反思，总让人感觉一切都已经太迟。

　　那一天之后的中国发生的变化，我们都已经看到了。实际上我总有一种感觉，雷曼的倒掉以及之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的那些故事，对中国的影响可能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我们看到的只不过是那些深刻影响的一部分。当然，我们用四万亿抵挡住了危机的蔓延，并使得中国经济在短时间内就恢复到正常的增长水平，但这只是事实的一部分。我们对于本就脆弱的对市场的信任感，在危机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几乎荡然无存。我们重新开始确认政府和大国企的价值和力量，一些人口中的“中国模式”，实际上仍然是政府掌控资源主导经济的另外一种更为堂皇的说法而已。如果西方真的坠落了，中国真的就可以毫无阻碍地崛起了吗？在很多人的心目中，答案是确定的。

　　想说的是，我们从来都不是以幸灾乐祸的心态去发问的——为什么是美国？当我们这样唱响帝国的挽歌的时候，唯一的感慨是历史逻辑的冷酷。它从来都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西方如此，东方也是如此。时候到了，一切都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