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孔雀开屏”的另一面

　　唐黎明

　　为了大运会的安保工作，深圳警方近期开展“治安高危人员排查清理百日行动”，清理的对象包括“流入我市有刑事犯罪前科，长期滞留且无正当职业及合法经济来源的人员；没有正当职业，生活规律异常或经济来源可疑的人员，特别是经常昼伏夜出，有群众举报，具有现实威胁的人员”。“可疑的”、“经举报具威胁性的”……这些模糊不清具有很大主观性的词语，界定了治安高危人员的范畴。从深圳现有的1300万人口中筛选出高危人员，原有的两万名警力无异于杯水车薪，因此政府还发动了50万“红袖章”社会力量参与行动，即便不被警方发现，这些可疑的高危人员也会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这项运动仅100天就取得丰硕成果，将8万名治安高危人员清理出深圳。

　　8万人，是一个让人惊讶的数据，相当于一个太平洋岛国的总人口。他们对于深圳又意味着什么呢？据统计，截至2010年末，深圳市实际管辖人口超过1300万，常住人口901.7万人。如果要把8万人清除出深圳，按照常住人口计算，每1000个人中，大约有9个人将会被强制离开深圳。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驱逐治安高危人员之余，深圳还在实施“孔雀计划”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给予个人高达150万元的补贴，以推动深圳的创新和转型。一边是对弱势群体的冰冷强硬的驱逐行动，一边是对高端人才的盛情款款，深圳“孔雀开屏”露出屁股，它最美丽的时候却有着背后的丑陋。

　　将高危人员标签化，推定其或许有罪，显而易见地违背了现代法治理念。实际上，不管是刑满释放人员还是失足妇女，不管是精神病人抑或是三无人员，只要没有违反法律，都有自由选择在哪座城市生活、居住、自由迁徙的权利。而现在，他们的合法权利却因为“疑似”或被举报，而被深圳警方堂而皇之地剥夺了。

　　在举办大型活动前，政府部门按例要“清理”一番所在城市，要么种上些花花草草使环境看上去漂亮些；要么涂涂抹抹使建筑外墙变个面孔；要么关停一批工厂使天空看上去更蓝；要么修砌些围墙把残壁短垣遮挡起来……城市如同女子一样被妆点得焕然一新，开始迎接四方宾客。而这一次，被驱逐隔离的是有刑事犯罪前科者、无业游民、精神病患者以及性工作者，他们被政府认定为有损城市形象，他们将来的行为或许有害公共安全。

　　一个城市的良好形象，不在于它的表面如何光鲜亮丽，而在于它是否有海纳百川的包容度，在于它对待弱势群体的态度。这场百日清理运动，不会为深圳的城市形象增添任何色彩，反而是对其苦心经营的城市形象最大的伤害。

　　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也是典型的移民城市，它今天的成就得益于体制的创新，得益于“百万大军”下特区，深圳强大的创新力，也在于它强大的包容度。活力、创新、多元，曾经是深圳最好的城市形象。大运会的举办，也被官方界定为“面向全世界如何展示自我的绝佳机会，更是深圳迈向国际化城市的重要营销事件”。作为大运会前奏曲的百日清理运动，毫无法治和温情可言，我们只看到了冰冷的权力横行，看到了城市管理的简单化粗暴化，它所传达的潜台词就是大运会来了，深圳不欢迎你！而面对所谓的高端人才，深圳换上的却是另一幅温情脉脉的面孔，何等的狭隘与势利。

　　深圳的狭隘由来已久，户籍人口的多寡，可以直观的检验这个城市的包容度。作为全国人口结构倒挂最严重的一个城市，深圳的户籍制度严苛保守，建市30多年来，拥有1300多万人口，户籍人口仅240万左右。当成都、上海这些城市逐步放开了户籍门槛时，作为人口上升空间最大的移民城市深圳，却在城市化移民过程中按部就班地踱着小方步，并以职称、文化、住房等作为户籍的首要条件。这种针对性很强的歧视条例，当然不可能有实质性的进展，以至于在深圳的数次政府办公会议上，如何进一步提高户籍人口的比重，再而三的成为老生常谈的重要目标。

　　现在，深圳一边要打造国际化城市，一边却肆意驱赶弱势群体。但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国际都市，只接纳高端精英，而不给下层人群容身之地，海纳百川才是最佳的城市形象。

　　作者为安邦咨询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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