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华盛顿财长和央行行长会闭幕 六大指标把脉全球失衡

　　记者 陶冶

　　在为全球失衡纠错的问题上，过去两年多时间里令中美两国剑拔弩张的贸易顺差与过度消费之争可能很快就会得到极大缓和。本月14日至15日，在华盛顿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发表公报称，已就定义失衡的一揽子指示性方针达成一致，完成了解决全球经济失衡工作的第一步。中国社科院亚太所所长李向阳17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G20成员国认同的六项指标突破了原来仅围绕贸易收支差额这一项片面指标纠结的局面，这对于认识乃至解决全球失衡问题迈出了值得肯定的一步。

　　本次会议是对2月份巴黎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围绕失衡指标认定成果的一次落实。各方达成一致的一揽子指标总计有六项，其中关注各国内部失衡的指标有两对，分别是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私人储蓄率和私人债务；另有一对指标着眼于外部失衡，即贸易账户和净投资收益以及转移账户，公报称在评估六项指标的同时将充分考虑汇率以及财政和货币政策。此外，各方还一致同意上述指标的量化标准通过采用结构法以及时间序列、分组、分位数等统计法测算得出，通过与2013—2015年的预测平均值进行比较，用来甄别存在过度失衡的国家，并就失衡的本质和原因进行深入评估。

　　最新共识点亮G20合作前景

　　就在人们对于后危机时代G20各国的合作动力和效果越来越感到质疑的时候，各方围绕纠正失衡指示性方针达成一致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鼓舞的消息。G20集团轮值主席国法国经济、财政与工业部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15日在新闻发布会上就盛赞这一成果，称“就指示性方针达成一致是构建正确政策的重要一步”。

　　李向阳认为，G20成员国赶在今年11月召开的戛纳峰会之前推出这一揽子指标，反映了大国在后危机时代为实现“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这一目标而进行的合作仍在继续，其在危机阶段彰显出来的合作效力有望在危机结束以后保持下去。“我认为，最新共识是维护G20机制权威的重要举措。”他说。“如果各国能在纠正失衡这一领域内迈出实质步伐，对于确立G20机制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将大有裨益。”李向阳表示。

　　纠正失衡从片面走向全面

　　围绕指示性方针的最新共识之所以被普遍认为是朝向正确方向的重要一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纠正了过去将全球失衡简化为贸易失衡，又将贸易失衡进而片面归咎于顺差国责任的概念。这种片面且有失公允的指责使得中国因其较大贸易顺差而在过去两三年中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令人感到振奋的是，此番推出的六项指标从原来的仅关注外部失衡（即经常项目失衡）扩展到了与贸易失衡密不可分的各国内部失衡。

　　有关内部失衡的四项指标分别是财政赤字、公共债务、私人储蓄率和私人负债。以美国为例，危机后美国民众消费意愿急剧下降，消费者开支大幅缩水，失衡局面似有好转。然而，真实的情况是美国政府扩大支出，通过容忍财赤高企和增加公共债务来拉动需求，这就使得美国原来存在的负债消费和过度消费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改变，只不过是从家庭和私人部门转向了政府和公共部门，这就使得其经常项目收支差额的改善大打折扣；同样道理，危机后美国的私人储蓄率大幅上升，席卷全国的去杠杆化进程也在一定程度上收缩了私人负债，然而这种自动纠正失衡的努力同样为政府不断扩大的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抵消。

　　美国的例子说明，顺差和逆差反映的是一国内部宏观经济储蓄和消费之间的关系，单纯从外部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显然是行不通的。因此，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们最新达成一致的一揽子指示性方针力图从标本两个层面评估失衡状况，这不能不说是从片面到全面、从狭隘到综合的一大进步。

　　四种方法充分考虑各成员国特殊性

　　与会前透出的部分信息相吻合，本次会议还就上述指标的评估过程提出了四种方法或模型。第一种方法是结构法，即强调要考虑各成员国的经济模式和经济理论，特别是像一些大宗商品生产国所面临的特殊情况。李向阳认为，这一条主要是为资源输出国特别是石油输出国留出空间；第二种方法是时间序列，主要是指考虑每个成员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趋势。比如，一个有着贸易顺差历史的国家，不可能生搬硬套各种指标而期望其一夜之间成为贸易逆差国；第三种方法是分组法，即考虑不同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这对其经常账户收支可能产生重要影响；最后一种方法是分位数法，是指一国相关指标与G20各国平均或总体普遍走势之间存在的偏离度。

　　李向阳认为，这四种方法的提出有其显而易见的积极意义，那就是从更立体的角度考虑了各成员国各自经济发展的特殊性，提高了评估指标的包容度。但与此同时，他也认为提高指标的包容度相当于在一定程度上软化指标的边界，其风险在于某些顺差国（如资源输出国等）可能受益于排除法而得到更多包容，而另外一些顺差国则成为矛盾集中的指向。对于这种风险，中国也必须高度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