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坐标下的结构性改革

　　面对西方世界正在进入的漫长衰落，中国该如何处理与西方及新兴经济体的关系

　　文/本刊评论员

　　2011年4月份的第二个周末，中央高层密集到地方调研：吴邦国到重庆，温家宝在浙江，习近平去安徽，李克强赴吉林。

　　细心的观察家注意到，这次调研的路线应是精心安排的。高层所到之处，分别代表西部、东部、中部和东北，这是当下中国经济地理的基本格局。如何均衡发展，已是中国经济改革中最大的结构性问题之一。

　　30年的中国市场化经济改革路径，基本上是沿着不均衡发展战略进行的。但如今资源和要素禀赋的约束条件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结构改革需要新的全球性眼光。

　　站在全球化的坐标系上，中国在为发达国家储蓄；发达经济体是中国的买方客户——从这个角度可以理解，为何中国总避免不了客户的挑剔和威胁。

　　另一方面，中国既是新兴经济体的最大买方客户(能源、矿产、粮食)，也是新兴经济体的主要投资国之一。

　　以上是当前中国之于世界分工体系的基本位置。对于这样的分工角色，中国是安于现状还是勇于调整？

　　4月14日中国三亚迎来金砖峰会。“展望未来，共享繁荣”，这是金砖五国元首讨论的主题。在人类历史上，这是自工业革命以来最深刻的一次变化：占全球人口42%的地区，联起手来，实现共同的梦想和繁荣。

　　中国正在承担这样的积极角色之一。但对于中国来说，还要面对世界舞台上的另一个主角——西方世界正在进入的漫长衰落，如何处理与西方及新兴经济体的关系？这需要中国自身进行结构性改革。

　　首要的是，中国应努力调整对外经济结构，这也意味着调整与发达和新兴经济体的角色和在全球分工的位置。

　　一季度的贸易数据出炉，自2004年以来，中国第一次出现了季度贸易逆差。西方主流舆论对此数据迅速作出积极反应。这一心态也深刻反映了面临衰落的西方更愿意中国成为他们的买方客户。

　　对于中国来说，未来也许是，但不是现在。新的趋势提供了可能。实际上，世界贸易格局发生了变化，原有的梯度产业分工逻辑正在被打破，新的全球供应链系统正被重新组织，近岸供应链系统开始被跨国公司重视，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和证券化则让贸易的地理标志显得更加模糊。

　　外贸不仅是中国经济跑得最快的那驾马车，而且还吸纳了大量就业，因此中国贸易结构调整应稳步推进。4月9日，温家宝在浙江考察时指出，在进出口趋于平衡的情况下，工作的着力点要放在保持对外贸易稳定增长和优化进出口结构上来。

　　对外开放的调整将推动中国结构性改革。

　　首当其冲的是区域发展战略。当初的设想是，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

　　当几亿民工如候鸟一样来回迁徙、当先发地区人均GDP并不把非户籍人口计算在内、当即使如深圳这样的城市也在占有非户籍务工人员社保的统筹部分、当西部的重庆开始大建保障房而东部仍在观望的时候，区域不均衡发展战略就到了必须矫正的时刻，应回到更加均衡的路径上来。对于中国来说，这还关系到8亿农民的发展和福祉。

　　结构改革的突破口是投资，不仅应对外贸转型带来的缺口，也推动均衡发展战略。观察家们已经注意到，在投资组合上，中央正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一是中央确定了农村基础设施的巨大投资，包括十年4万亿的农村水利投资和未来几千亿的农村电网改造升级。

　　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加大，引发了新一轮财富转移效益。仅在2010年政府就向农村地区提供了上万亿的投资和补贴。中国农业银行也因此受惠，其近400亿的利润来自农村地区。原来离开农村地区的银行正积极返回。

　　二是今年1000万套、未来三年3600万套保障房投资。虽然目前看上去困难重重，但应坚定这一目标。这不仅是政治任务，更是战略眼光：大学生阶层和农民工二代，将是稀缺资源，前者的智慧和创意更是未来竞争力所在。

　　三是政府对于发展新兴产业的投资将改变中国国家产业形象，并推动中国竞争力迁移。

　　四是今年教育和科技经费投入的持续增加。

　　通过中国之于全球分工角色的稳步调整、通过投资的结构性战略布局，将引发全球和中国财富转移效应。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正在进行上述结构改革，不仅是新一轮宏调的组成部分，也为旨在改变发展模式的“十二五”目标提供支撑，更意味着此轮宏调对短期和长期目标的坚定，不会轻易被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