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评论：金砖与墙

　　导读：在西方经济体仍旧努力从金融危机中复苏之时，新兴经济体却在大步迈进，一些成员国甚至出现经济过热的苗头。《经济学人》杂志评论文章认为，历史证明新兴经济体的高速增长终会减速，而“中等收入陷阱”则是一个各国需要跨过的坎。

　　以下是该评论文章摘译：

　　经济危机可能削弱了富裕国家的经济实力，但对于新兴市场来说，这场危机几乎接近一场胜利。中国在2010年超越处境艰难的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似乎会在10-20年内赶上美国。印度和巴西也在快速增长。过去几年所发生的事实加深了许多人的疑虑——这个世纪将是新兴经济体书写它们崛起故事的世纪。新兴经济体未来增长前景也许不错，但是历史却发出了警告。战后充满了一些国家快速追赶发达国家的例子。但是那种增长从某个时段起开始令人失望。追赶领跑者比超越他们要简单许多。

　　初期实现快速增长是容易的，因为发达国家已经开辟出一条清晰的道路。发展中国家可以借用发达国家本已有的科学技术。发达经济体可能受制于落后的基础设施；但落后的国家却可以省略中间过程，直接利用最好的技术。随着落后经济体将农民转移至逐渐扩大的制造业，劳动生产力也开始飞涨。年轻工人快速的收入增长使储蓄率和投资不断增长。

　　但是随着新兴经济体越发的追赶发达经济体，前者就越来越难以保持他们追赶的步伐。随着他们可以借用的理念变得越来越少，发展中经济体必须开始为自己创新。廉价的农业人口劳动力资源开始缩水，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开始进入服务业，而这个行业生产效率的提升是很难实现的。与发达经济体的会合在过去看似唾手可得，现在却被推迟。经济增长速度可能放缓，西欧国家和亚洲四小龙便体现了此种追赶后的放缓；上世纪90年代的拉美国家则体现了发展后的跌倒。

　　世界对于新兴市场经济增长的依赖带来了一个紧急的问题，即“中等收入陷阱”何时出现。在一篇新的论文中，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巴里-埃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亚洲发展银行的Donghyun Park和高丽大学的Kwanho Shin研究了自1957年以来的经济记录、以求发现潜在的警示标志。这几位作者所关注的国家是那些以购买力平价(PPP)为基础的人均GDP年增长超过3.5%、增长持续7年的国家，这些国家随后经历了经济增长的大幅下滑，幅度超过2%或者更多。他们忽略了以PPP为基础的人均GDP为1万美元的国家，将研究对象限定在了那些拥有持续增长的国家之上。最终显现出的重要的分水岭是：当相对PPP的人均GDP达到16740美元时，便会出现增长放缓。年平均增长率然后会从5.6%降至2.1%。

　　他们的这一研究结果通过了历史的检验。当西欧国家和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人均GDP达到16740美元左右的水平时，经济增速逐渐放缓。新加坡上世纪80年代的经济放缓也符合这一模型，上世纪90年代的韩国和台湾同样如此。这些案例表明，经济放缓不一定会带来灾难性的结果。增长通常会继续，且可能再次加速。日本最初的繁荣在20世纪70年代失去了动力，但其经济比其他富裕国家的经济增速都要快，直至上世纪90年代的放缓。

　　在不错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的时期可能被延长，这会使一个经济体在发生不可避免的减速之前可以达到更高的收入水平。当美国跨越这个分水岭时，美国拥有主导世界的地位，只要其创新能力允许，美国就有能力长时间保持经济快速增长。英国的经历显示出，经济自由化或者商业周期幸运的转变同样可能推迟此种分水岭的到来。

　　对于贸易的开放程度似乎是一种强力的刺激物：论文的作者将香港和新加坡出色的表现归因于这一原因。将消费提高至GDP的60%是有用的，低通胀和稳定的通胀水平同样会起到积极作用。金融开放度和政体似乎都不那么重要。低估的汇率，似乎会提高经济放缓发生的可能性。这一点的原因尚不清楚，但论文作者暗示汇率低估可能导致一国忽视其创新能力，也可能引发终结经济繁荣的经济失衡。

　　中国 中等收入

　　论文作者谨慎地表示，并没有铁一般的定律可以预测国家的经济放缓。中国快速的增长使其可能在2015年实现人均GDP达16740美元，比巴西和印度等国要快很多。鉴于中国经济的风险因素——老龄人口、低消费、具有争议的汇率——几位作者暗示中国经济增长有放缓的可能。

　　对于中国这样独一无二的国家做出分析是危险的。作者承认中国快速的发展可以转移至内陆，那里上百万工人尚未进入服务产业，而沿海城市则可以培养创新能力。IMF预计中国目前至2016年的真实GDP增长率为9%；7%-8%的增速其实也不是那么可怕。但历史显示，伴随经济放缓的往往都是危机。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东南亚地区，经济增速在7%所实施的投资在增速降至5%时就已经不合理了。结构性改革可以帮助经济软着陆。对于中国来说，在经济状况不错的时期进行此种改革比在经济状况差的情况下改革要更加明智。而这种较差的状况终究会出现。(多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