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洪溥：为何涨工资还会人人喊打

　　沈洪溥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官员近日放出了涨工资的喜讯，说是要让职工工资“年均增长15%，‘十二五’期间翻番”。这本该是天大好事，劳动人民该奔走相告才对，然而令人奇怪的是，消息招来骂声一片。综合来看，大众怨言集中于三个担心：一是担心物价涨得比工资快，二是担心政府开空头支票，三是担心自己当分母被平均。

　　必须承认，人社部的用意是好的。要提升居民生活水平，没有钱不行。说到底，要让民众分享改革成果，还是要增加居民家庭的实际购买力，这就势必要增加工资，增加劳动回报。

　　真正的问题在于可行性。每提起涨工资动议，就有人讲到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故事。这个在1960-1971年间，由池田勇人内阁制定并实施的计划，引入了最低工资制，扩展社会保障，完善养老保险金，提高健康保险付给率，使得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实际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1.6%和11.5%，超过计划规定的目标。到了实施该计划的第七年，便已实现国民收入增长1倍；人均国民收入按市场价格计算，从1960年的395美元，增加到1970年的1592美元。到1970年该计划完成时，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已先后超过法国和德国，仅次于美国跃居世界第二位。

　　不过，我们光看现象是不够的。也要注意到，日本式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立足点是在一个相对确定、较短的时期内，通过提高国民经济各部门生产效率和效益的途径，来提升居民实际收入水平。同时，还配套建立健全了政府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机制等方式。也就是说，涨工资是结果，而不是手段。尽管如此，经历这十年之后，也有人说，在日本，通货膨胀、两极分化、都市病等问题因此愈益严重。

　　从此出发，我国这次的涨工资方案或许确存在瑕疵。按照媒体报道，该方案除提高社会工资，还有建立对低收入阶层补贴保障机制、提高住房货币补贴的标准等。其他的配套措施中，不过只有将个税起征点调高到3000元而已。这样看去，中式“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其实仍集中于在短期内，通过各种渠道来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这就无怪，民众中会有如何提升收入的质疑声音。

　　从学理上看，伴随国家经济高速增长，劳动者的工资水平确实需要随着经济增长比例而增长。只有让劳动者收入增加才能匹配国民收入增长，才能系统解决内需不足、产能过剩问题。然而，众所周知的是，我们在过去几十年取得的发展奇迹，尽管总量庞大、增速迅猛，但主要来自投资拉动，是典型的粗放式增长路径，这也势必导致分配结构的畸形——谁承接投资、谁掌控资金，那么有关的部门和领域中的人就受益良多。

　　从这个角度出发，要让民众及时地分享改革成果，或许不能仅靠“人人涨工资”，因为这需要等待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的进展，远水不解近渴；或许更要靠“重新分蛋糕”这个总被忌讳提及的论题。这其中至少包括，对税制的持续优化、对吏治的持续整治和对寻租的充分遏制。更要重视的是，为确保随之而起的通胀不吞噬社会底层民众微薄的收入，基数本来就低的企业退休人员、特困家庭等的收入涨幅要显著大于在职人员才行。 (作者系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