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们请接招吧

　　秋风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近日在同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座谈时说，近年来相继发生“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染色馒头”等事件，这些恶性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

　　这已经不是温总理第一次谈论道德问题。今年年初，在与网民交流互动中，温家宝曾经向开发商“喊话”：你们身上也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而“道德的血液”一词，温家宝在2008年就曾经谈过，他说，一个企业家身上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

　　请注意，每一次，温家宝总理都是针对企业家发出呼吁。确实，现代社会就是企业的社会。因为，几乎所有成年人，尤其是城镇人口，如果不在公共机关工作，就在企业就业。连同他们的家属，也许可以说，企业相关人口占到人口的大多数。因此，企业的行为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整个社会的行为模式。更不要说，所有人都需要购买企业生产的产品、提供的服务，影响到所有人生活的所有方面。因此，企业的行动模式也就决定了人们可以得到什么样的生活。而企业的行为模式是由它的成员的道德伦理状况决定的。

　　很多人认为，制度才至关重要。当下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制度扭曲，导致人的行为扭曲。要解决问题，首先就要变革制度。唯有实现了制度变革，人才可能有道德、讲伦理。

　　这种想法，表面上看起来很有道理，其实错得离谱。生活在当下扭曲的制度环境中，谁都同意，制度应当予以变革，需要非常深刻的变革。但是，制度不可能自己变。制度总是需要由人来变革的。那么，谁来变革制度？这个“谁”为什么要变革制度？

　　事实上，制度看不见也摸不着，制度不是外在于人的石头、星星、桌子、椅子，制度也不是——至少不完全是——写在纸面上的那些规章、条文。制度就是人的行为模式本身，人怎样行为，怎样相互交往，制度就是怎样的。

　　因此，谈论变革制度，就需要回到人本身，回到人之作为人的本质性存在。而道德伦理与人的本质性存在的距离，相比于人们挂在嘴边的制度来，更近一些。因为，人的本质性存在的基本属性就是人的自主性。而相对于制度，道德在更大程度上位于人的自主性的范围内。

　　通俗点说，改变一个制度很难，因为，那涉及到规则体系的调整，涉及到强制执行机制的变革，尤其涉及到其他很多人的大大小小的利益。但是，让自己稍微道德一点，所牵涉的范围会小得多，因而，难度也就要小得多。

　　尽管看起来不起眼，这样的改变却会产生当事人自己也许预料不到的正的外部性：假如你做到了善意地对待他人，他人就可能善意地对待你。这样，你就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与你打交道的人，他们也可以影响与他们打交道的人。由此，一种更为优良的行为模式就会逐渐形成、扩散，最终变成一种一般性行为模式。而所有人的福利，都因此而获得改善。

　　追根溯源，这个改善过程也许就起源于你的一个善念，你的一次道德自觉，你的精神的向上提拔。不需要领导呼吁，也不需要官方宣传，就在潜移默化之中，局部甚至整个社会发生了一次也许大、也许小的良性变化。这不是精神万能论，而是再平实不过的社会变迁模式。

　　如果中国社会要变得好一点点，这是唯一一条具有可行性的通路。既然现在的制度严重扭曲，那就不应当指望制度可以自行变化，变化的力量必然在制度之外。也即，制度的驱动力量在人心，在人的道德自觉，在不论高贵、卑微的人对于善的那种本能的向往。

　　今天，很多人在谈论，中国需要制度变革，但中国需要一场道德觉醒运动。只有经过了道德觉醒，制度变革才有可能真正启动，因为，那个时候，人们才会知道，什么才是好什么才是坏，并对好产生一种强烈的向往。也只有经过了道德觉醒，制度变革的过程才有可能真正展开，因为，那时人们将会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打破既得利益集团构造的铁笼。

　　应当说，企业家群体在这方面占有先天优势，因而，企业家就是一个个组织的领导者，他们的一次道德自觉，就可以影响几十人、几百人，进而扩展到无数人。举例来说，网络平台对于诚信的不懈追求，就可能逐渐改变几十万网商的意识和行为模式，让他们学会诚信经营，进而诚信生活，进而改善几亿人的消费体验，进而影响几亿人的意识和行为模式。

　　从这个意义上讲，企业家完全可以让中国变得好一点，即便制度依旧。因为，道德自觉不依赖于制度，人是完全可以超越制度、追求美好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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