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粉大王被绑架以后

　　刘青松

　　1946年4月25日，“面粉大王”、“棉纱大王”荣德生被一伙不明身份的人绑架，轰动一时。

　　绑匪们向71岁的荣德生勒索100万美元。荣德生从容应答：“我是一个事业家，不是一个资本家，我所有的钱都用在事业上面，我要养活数十万人，如果事业一日停止，就会对数十万人的生活产生影响。而所谓资本家，是将金钱放在家里，绝对不想做事业。”

　　绑匪们在荣德生身上找到一枚小银章，盘问他这印章的用途。得到的答复是：“这印章是重要的，但并不能单独领钱用。厂里要向银行支钱，协理、经理盖了章，还要我盖了这个章才发生效力，但单有我的章，是根本领不到钱的。”

　　绑匪们还在荣德生身上找到一张存折，上面有他的收支记录。绑匪们一看，有点不敢相信：每月支出600多万元，收入仅400多万元，这个拥有数十家面粉厂、纱厂的实业大亨，居然入不敷出。最终，绑匪们把赎金降到50万美元。

　　荣德生作了最坏的打算。他要来纸笔，立下一份遗嘱，要求绑匪无论如何把它送到荣府。遗嘱主要写了四点：一是叙述他和其兄荣宗敬的艰难创业；二是绑匪要50万美元，就他的资产而言，给这笔钱本来也不是什么天塌下来的事，但企业流动资金不多，如果给了这笔钱，将影响整个生产，使大批工人失业，所以他宁可牺牲个人保全事业；三是告诫后辈要绝对重视先人所创的事业；四是交代家庭里的一些事。

　　荣家最后还是给绑匪们送去了50万美元。在黑暗世界中生活了34天的荣德生被放回家。

　　经此一劫，荣德生鬓发全白，在家休养。下属的申新纺织第六厂经理来探望他，谈了几句，荣德生问经理：“我托你办的那个孩子的事解决了吗？”“那个孩子”是荣德生任董事长的南京广新银行里的一个年轻员工，他曾经找到荣德生，希望换一个更适合自己的岗位。此后，年轻人的愿望实现了。他在荣氏企业工作到60岁。

　　荣德生经营企业，视人为生产力第一要素。他的心得是：“余在工厂所经营，所请人非专家，以有诚心，管人不严，以德服人，顾其对家对子女，使其对工作不生心存意外，即算自治有效。自信可以，教范围各厂仿行。”

　　新式机器生产需要一代新人。有感于“工人无训练，则出品不佳”的荣德生在企业里开展工人的全面教育：在文化教育方面，办了晨（夜）校，专门为工人扫盲，提高文化知识；技术教育形式多样，包括职员养成所、女工养成所、机工养成所及短训班等；技能教育上，企业办起各种传习所，工人在传习所学习其他行业的技能，一旦失业，可以通过学来的一技之长谋生。

　　荣德生还创办了一所兼文化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于一体的专门学校——公益工商中学，分工科、商科，学生入学时可自由选择。在荣德生“实学实做”的教育理念下，为培养学生的实干精神和能力，学校成立了学生自治会，实行学生自我管理。校内设有工场，机器从国外进口，有翻砂、铸工、铁工、木工等工种，供学生实习。学生毕业后大部分进入荣氏企业做技术工人、管理人员，也有出国留学或进入银行者。在公益工商中学的毕业生中，包括后来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孙冶方。

　　后来，荣德生又在家乡无锡创办私立江南大学。

　　这位践行儒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实业家，更是事业家。在那个“不旧不新又又旧又新，不古不今又又古又今，不中不外又又中又外”的时代，立人，何尝不是一份大事业？

　　1949年，国民党政权崩溃前夕，荣德生认为自己“生平未尝为非作恶，焉用逃往国外”。留下来的，还有他的儿子荣毅仁。

　　荣毅仁没有架子，工人们从来不叫他老板，都叫他“毅仁先生”。他把父亲荣德生为无锡梅园题写的一副楹联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就平处坐，向宽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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