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的背影

　　□ 章立凡 | 文

　　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出现的“光荣榜”中，有25位被引为骄傲的“清华人”。其中曾就读于清华（含西南联合大学）的有15人，即叶企孙、梁思成、闻一多、陈岱孙、费孝通、钱钟书、钱伟长、邓稼先、杨振宁、李政道、季羡林、钱三强、曹禺、吴晗、华罗庚（华是被梅贻琦校长破格培养的特例），除了后三人，他们多被录取为美、英、法庚款官费留学生（仅季羡林是留德交换生）。茅以升、竺可桢、钱学森、张光斗四人原非清华学生，但考取了清华的官费留学名额；四人学成归国后，仅张光斗到清华执教，其余三人与清华再无瓜葛；若定要列入清华账本，同样状况的还有一位更大的名人——1910年清华庚款留美官费生胡适。

　　榜上执教于清华的14位名师中，除梁启超、闻一多、朱自清三人先期逝世，冯友兰、陈岱孙、费孝通、钱钟书四人在1952年“院系调整”后永远脱离清华，吴晗另有高就，留校继续执教的有叶企孙、钱伟长、梁思成、刘仙洲、马约翰、张光斗六人。去留诸君的结局也颇耐人寻味：吴晗积极参政，1957年光荣入党，后因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而成为“文革”的第一牺牲品，遭迫害而死；梁思成因反对拆除北京古建筑，1953年横遭批判，“文革”中郁郁而终；叶企孙在“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入狱，出狱后被迫害致死；钱伟长1957年被打成“右派”，“文革”后仍不容于清华，转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其余各位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受过不同程度的冲击。

　　由于各种原因未列入“光荣榜”的清华名师有：人文学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梁思永、吴宓、张申府、蒋廷黻、陶希圣、叶公超、萧公权、张荫麟、雷海宗、俞平伯、夏鼐、王力、潘光旦、金岳霖、张奚若……自然科学学者周培源、吴有训、熊庆来、萨本栋、张子高、黄子卿、赵忠尧、王竹溪、赵九章、黄万里、顾毓琇、陈省身、任之恭、吴大猷……其中除早逝、离职及1949年出走者，文、理科学者多在“院系调整”中调离，清华成为单一的工科高校。

　　未入榜的清华校友更多：胡适、梁实秋、孙立人、吴国桢、俞国华、罗隆基、王造时、殷海光、张钰哲、杨廷宝、王淦昌、叶笃正、李远哲……无法一一尽述。

　　“光荣榜”上惟一健在者，是99岁的张光斗教授。在三门峡和三峡工程上马论争中，他站在“政治正确”的一方，言行立场至今争议不断。对两工程持反对意见的是他的同事，被称为“科学的良心”的黄万里先生。这次校庆，部分校友拟自发举行小型座谈会追思黄先生，我已应邀准备出席，却被临时告知取消。我依然记得，清华的校训是梁启超提出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而清华的学术精神，是陈寅恪先生倡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1931年出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主张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从其执掌到离开大陆的17年里，清华延聘国内外著名学者来校执教，推行“通才教育”，在国内外颇有影响。抗战期间，梅贻琦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主持西南联大校务，毕业生中出了杨振宁、李政道两位诺贝尔奖得主。1955年他主持清华在台湾复校，培养出第三位诺奖得主李远哲。

　　2005年，病榻上的钱学森向温家宝总理建言：“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据现任清华大学校长称：“2012年至2020年，清华定位为全面提高，协调发展，在总体上建成世界一流大学。”一个甲子以来，若无“院系调整”“反右”“文革”到“教育产业化”等大小折腾，第一流大学或许早已建成。

　　百年“光荣榜”上25人有个共同特点，都不是清华大学1949年以后培育的人才。清华人自己乐道的，是1949年后从清华毕业的政治局常委、委员，以及三副两高、部级正职等等。梅贻琦有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句话或许可以改一下了：“今之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师之谓也，有大官之谓也”。

　　作者为近代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