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良知与底线

　　□ 朱白 | 文

　　埃内斯托?萨瓦托（1911-2011）

　　阿根廷现代文学先驱，20世纪重要作家之一

　　有些人注定会一生颠沛，身处乱世，个人纵为英雄，也难免一生与欢庆场面无缘；有些人身材高大，却呆在一群巨人堆里，无法令世人全面客观地端详其整体相貌。

　　还有不到两个月就要过百岁生日的埃内斯托?萨瓦托（Ernesto Sabato）正属于后者。在阿根廷国内，他名字的光芒足以映照近半个世纪来的诸多领域——物理、文学、社会调查，他的生命曾与一个民族的文明进步形影不离——在南美洲以外，他常被世人排在同时代的作家博尔赫斯、科塔萨尔之后，甚至直至他去世之日，他的文学作品和价值仍被以一贯的冷漠态度对待。但在西班牙语世界，这一消息不啻噩耗。西班牙《国家报》认为萨瓦托是“阿根廷文学中的最后一位经典作家”。在某种意义上，“经典”的意义在当代已不复存在，所以这“最后一位”才会显得如此珍贵。

　　萨瓦托出生于1911年6月24日，家里11个孩子，他排在第十。他最小的哥哥不幸夭折，萨瓦托便承继了哥哥的名字。从事写作之后，萨瓦托曾忆及为此永远悲伤的母亲：“当她眼里含着泪水，最后一次提到那个久远的小埃内斯托时，她已经90岁了。这一点证明，岁月、不幸和失望，远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有助于遗忘，而只会悲哀地加强它。”

　　也许跟少年时代的某些经历有关，更出于他所处时代的大背景，萨瓦多一生充满知识分子善意良知式的反抗和反省。早年他信奉共产主义，曾被派往莫斯科学习。但随着斯大林主义甚嚣尘上，他日渐对这一信仰产生怀疑。他由狂热的革命理想主义转为实验室的冷静研究，作为物理博士，他研究宇宙射线。然而，战争又一次使他的理想转向。“二战”的爆发，使他看到科学及现代化的发展未必给人带来福祉，能够拯救人心的最终是文学力量。

　　1945年，在这样的痛苦徘徊之后，34岁的萨瓦托出版随笔集《个人和宇宙》，70多篇随笔短小精干，将科学研究与文学创作相结合，富含一种前人没有过的见识和缜密的科学伦理。这让人想到中国作家阿城的《常识与通识》。阿城挑战的是“跨界”，人文、化学、生理、心理、军事、艺术……游走于各个“不相关”的种类中的“血缘”联系；阿城与萨瓦多相似的地方是，他们都用一种罕见的逻辑，说出了让后人心有灵犀的道理。

　　萨瓦托的小说处女作《隧道》（漓江出版社1985年2月版，译作《暗沟》）则使他位列文学大师阵容。这部作品里，主人公画家卡斯特尔爱慕已婚妇女玛利亚。他用并非款款深情的方式深爱着时而如女神、时而似妓女般的玛利亚，依赖、猜度、嫉妒、满足、绝望，古往今来一切痴情男子有的骄傲与卑微他都有了，最后亲手杀了这位女朋友。

　　萨瓦托在这部小说中，并没有如后来作品《英雄与坟墓》那样表现出强烈的反抗意识，而是反映出本人所处的时代里最值得张扬出来的特征。1946年，庇隆总统统治的阿根廷开始限制言论自由。“宁要麻鞋，不要图书”的愚民政策下，人们一方面隐匿自己的情感，一方面肆无忌惮地为了经济利益而竞争，孤独、冷漠、迷茫是当时国民的一种必然状态。“卡斯特尔”的犹豫、徘徊以及荒唐，正是当时每一个人都或许有过的不安。

　　与早期在作品中用人物走向深渊的文学方式去揭露悲剧、痛斥政府相比，晚年萨瓦托则直接参与到历史事件中，以更正面、直接的方式承担作为知识分子的使命。受庇隆政府之后新上台的总统阿方辛委托，72岁的萨瓦托接手“阿根廷全国失踪者调查委员会”，调查前庇隆军政府迫害知识分子罪行，将曾经遭到迫害的进步人士的情况一一公之于世。

　　“调查报告是由一些女打字员誊清的。她们不得不被换掉，因为她们哭着对我们说，她们再也干不下去了。”萨瓦托曾在长篇回忆录《终结之前》中这样描述。长达5万页的报告《不许重演》瞬间在世界范围引起强烈反响。“在调查委员会把报告交给国家总统那天，五月广场上聚满了男人、女人、青年和抱着孩子的母亲。他们以这种方式支持我国历史上的那个事件。既然全世界的报刊都用西班牙文写‘失踪者’这个词，我们的《不许重演》就应该强调使我们成为著名悲剧人物的事实。”

　　据说99岁高龄的埃内斯托?萨瓦托曾经屡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与其说这是对他缔造过的文学经典和树立过自己独特文学个性的一种肯定，不如说是对以某种权威为代表的当今世界表现出的一种彻骨冷漠和极度恶意的嘲讽。萨瓦托的意义，除却用永不过时的小说证明了“文学”二字存在的意义，也以坚决的行动告知当代知识分子的使命。

　　作家参与到这样一件深入历史内部黑暗机理的事件中，绝对是一种考验。在大的时代背景下，不弯曲，不苟且，并在需要之时承担起一份责任，这也是任何时日的知识分子的一种良知、一种底线。

　　作者为书评人，《独立阅读》观察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