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减轻民众税负痛苦指数需明确征税权

　　如何减轻我国民众的税负痛苦指数？

　　经济观察网 鄢烈山/文 “税负高低与税负重轻不是一回事，税负高不等于税负重，税负低不一定税负轻。研究税负轻重应与政府提供的民生支出挂钩。”中国人民大学财金学院教授安体富，在接受《经济参考报》采访时如是说。

　　毫无疑问，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即全口径计算政府的全部收入，其中政府全部收入不仅包括预算内财政收入，还包括了预算外收入、社会保障金收入，以及各级政府及其部门以各种名义向企业和个人收取的没有纳入预算内和预算外管理的制度外收入等，即它是各级政府及其部门以各种形式取得的收入的总和)既高；相对于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水平和公共福利而言，我国老百姓的税负也相当沉重。

　　狙公之所以能用朝三暮四的数字游戏，来糊弄他养的群猴，倒腾一下数字就可以让它们化不满为欢悦，那是因为人与猴子的智商差距极大，不可同日而语(尽管如此，哄骗也只能是暂时有效，猴子们的肚子如果照旧感到饥饿，相信它们还是会请愿)。我们的官员与专家千万不要低估了民众的智商，不要企图用美妙的统计数字来粉饰现实，塞悠悠众口。(目前，只有极少接触外界信息的老农，才会对税负现状感恩戴德，说自古以来都要交皇粮国税，如今感谢国家感谢政府英明领导，免了我们种田人的税收；而稍有知识的农民工，看了一点国际新闻的年轻农民，都知道这世界上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都是补贴农业与农民的——就因为它们是资本主义的，市场引导劳动力流向，不补贴没人种粮了)。

　　先说，我们的税负有多高。谁都知道，国家机关不仅有预算外收入，还有预算外收入，包括罚没收入和各种名目的收费，林立的公路收费站许多是地方政府的提款机，油价贵、关卡费多，搞得菜农想喝农药而市民的菜价奇贵；机关的“小金库”清查了多少年仍然瓜瓞绵绵。那么多政府豪华办公楼，带长字的官员就有公车，招待费动辄成千上万一餐，羊毛不出羊身上，难道出在牛身上不成？

　　再说我们的税负有多重。税负水平高于中上等收入国家，我们感觉也许不明显(因为现在人们烦恼的确实不是小口径的正税，一方面，我们的消费税是间接税，包括在物价里，一般人根本不知道买个馒头也向政府交了那么高比例的税，低收入者特别是农民被有的官员排除在纳税人之外也觉得自己是很惭愧；另一方面，如李稻葵(微博专栏)所说资本增值在中国居然不用纳税，遗产税等也没有开征，老板们的大笔生活享受花销都可以走企业经营成本)；而相对于政府提供公共福利之少，人们对税收之重的感觉却很强烈。秦晖教授多次用“低福利”、“低人权”来解释“中国制造”满天下的所谓“比较优势”，很能说明这一点。GDP世界第二了，国家财政年收入超过8万亿，“贫困线”的设置达不到国际通行标准，云南、贵州、河南等一些偏远地区的孩子上学，吃不上中餐而忍饥挨饿，这些基本事实，是盛世的颂歌唱得再响亮也抹煞不了的。

　　怎么解决税负高和重的问题？道理其实很简单。宣讲“执政为民”之类的话，把它当经念不管用，因为念得还少吗？当咒念，也没有驱邪的功能，从上世纪80年代的下文管“四菜一汤”到如今的天价茅台之类“三公”消费，愈演愈烈的是“执政为官”、“执政为己”。关键无非两条：谁有征税权？谁有用税权。对于国民来说，一个人所有的权利清单都可以归结为生命权、财产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对于一国内政来讲，最重要的一是不经审判任何人不得被定罪；二是征税须经民意机关许可(无代表不纳税)。

　　在我国现行政治体制下，不妨先做好两条。一是将征税权收归人大机关，由民意和立法机关决定哪项税该收不该收，而不能太阿倒授，由行政机关说了算。同时，民意机关与立法机关的立法，当然要让公众广泛参与，有表达权，有监督权，就像这回个税税制调整一样。二是，用税公开。国家机关财政预决算公开和接受公众监督，早已写进了党和政府文件，根本不必等政治体制改革完成，为什么不实行？只要做到了这一条，官府与官员不可能大手大脚花钱，不可能搞拍脑袋工程，横征暴敛惹民怨的积极性就不会那么高了，老百姓实际税负就会减少很多。对此，我深信不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