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失掉的五分之一

　　导读：根据统计，1954年，美国25至54岁男性中，约有96%的人参加工作。如今，这一比例约为80%。五分之一处于黄金工作年龄的男性没有起床上班。《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认为，美国的当务之急，便是将资金从医疗计划转移至激励这些男性就业的措施上。以下为文章摘译：

　　1910年，亨利·范·戴克(Henry Van Dyke) 写了一本书，名字叫做《美国精神》(The Spirit of America)。书的开篇写道：“美国精神最被欧洲人所了解的是它的其中一个特质——活力。”

　　这句话倒是不假。美国人向来以狂躁与活力闻名。一些人谴责这种野心是对金钱的追逐。另一些人则对其大加赞赏。但不管怎样，活力一直是美国的特质。

　　所以，美国人应该对美国正变得不那么充满生机与勤勉奋进的信号尤其警惕。其中的一个信号来自劳动力市场。正如我的同事戴维？伦哈特(David Leonhardt)最近所指出的，1954年，美国25至54岁男性中，约有96%的人参加工作。如今，这一比例约为80%。五分之一处于黄金工作年龄的男性没有起床上班。

　　据经合组织(OECD) 的数据显示，美国劳动力队伍中处于黄金工作年龄阶段的男性比重，比所有其它G-7国家都低。与此同时，美国永久丧失工作能力登记人数却稳步上升。10年前，领取联邦伤残补贴人数为500万。如今是820万。纳税人每年将为此多支付1150亿美元，平均到每个家庭约为1500美元。政府精算师预测，支付这些补贴的信托基金将在7年内用完所有资金。

　　导致该问题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人力资本。缺乏所需要的情感与专业技能的男性增多了。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数据显示，没拿到高中文凭的男性中，有35%的人失去了工作；而拥有大学文凭男性的失业比例不到10%。

　　美国经济的结构性变化也能部分解释上述问题。政府、医疗与休闲娱乐等部门在不断增长，创造了许多面向大学毕业生的工作。制造业、农业与能源业等行业生产效率日渐提高，但却没有创造出更多的工作。相反，这些企业正在使用机器或外国工人。

　　结果就是：如今游手好闲的男性比“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以来的任何一个时候都多，而且这次这个问题主要是结构性的，而非周期性的。这些男性将发现很难吸引到配偶。许多人将重拾一些不良习惯，这将对他们周围的人产生腐蚀性的文化影响。整个国家将无法利用他们的潜能。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它无法通过左派仍在幻想的凯恩斯式的短期经济措施进行解决，也无法通过某些右派人士设想的削减政府规模得到解决。

　　我们可能需要更广泛的一揽子政策来全面解决这些问题：包括扩大社区学院与网络教育；改变企业税税法与劳动力市场规则，以刺激投资；采取德国的一些刺激就业的做法，如学徒计划、工资补贴等等。

　　使这五分之一的失业男性重新振作——推动他们重回劳动力市场、发挥他们的潜能——无疑将需要资金。如果这是一个聪明的国度，我们应该对如何将支出从提供舒适生活的计划，转向这些激励计划进行讨论。

　　但无疑这并没有发生。可以用于激励就业的自由支配支出正在减少。医疗支出却在增加。将资金从医疗服务转向其它用途的努力正受到打击。

　　从根本上说，有两个方法可以削减政府的医疗支出。一个是自上而下式的，即授权一批专家制定定量配给制度。另一个是自下而上式的，即将成本转移给受益人，并帮助他们应付这一负担。这一策略还有许多不同的版本。

　　我们可能需要多管齐下，以找出什么是可行的方案。但共和党人却谴责技术性的定量模型是“死亡小组”。民主党则认为提供支持的想法是“私有化”或“医疗保险计划的终结”。

　　让我们弄清楚这种虚伪的后果：我们正将国家的财富锁定在医疗保险计划里，阻断了采取一些有效措施、激励失业的五分之一男性的任何可能。(译者/宛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