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宇：中国经济危机论缺乏真实依据

　　■ 胡宇

　　近期，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出现大幅波动，西方经济学家们将其解读为中国经济加速下滑导致大宗商品需求大幅萎缩，从而导致价格大幅下跌。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上游原材料产品需求下降，中国经济可能已出现大的问题。

　　用传统的供求理论来解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跌，或许存在中国刚性需求下降的原因。如果商品价格早已偏离刚性供求的轨道，走上资金驱动的博弈游戏，又怎么能够用正常的供求关系来衡量呢？

　　从大宗商品细分来看，如果是由于中国需求因素导致国际铜价大幅下跌，这种推论本身或许没有直接的逻辑错误。但是，如果将金价和白银的大幅下跌也归根为中国需求萎缩的影响，这恐怕就有失偏颇。

　　各种研究表明，2011年全球需求不足，以支撑大宗商品价格持续大幅上涨。本轮大宗商品的暴跌，反映了在所谓货币贬值概念下，国际市场资金从大宗商品市场的退出。大宗商品的繁荣和毁灭更多的是资金博弈的结果，大宗商品价格早已脱离了商品因素，反映的是类金融商品的投机属性。

　　那么，大宗商品的暴跌，是否影射出中国经济恰如某些西方经济学家所言会出现大危机呢？我看未必。

　　首先，中国是资源依赖型经济体，对外资源依赖度非常高。随着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上涨，中国输入型通胀压力逐渐加大。当前大宗商品的回落，有利于中国外生性通胀压力的减少，也缓解了中国制造型企业的成本上升压力。若通胀压力能够实质性缓解，则货币政策的紧缩力度将大大降低。

　　其次，就近半年的货币紧缩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而言，其短期效果是明显的。尽管近期消费增速、工业增加值下降，均带来了对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担忧，但通胀形势的缓解也是显而易见的。大宗商品的暴跌，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了中国近期治理通胀的政策效果；同时，西方经济学家们对中国人口红利消退的担忧，以及对中国楼市的扑朔迷离，都表达了积极意见。我们认为，这种对中国经济现状存在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但过分放大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负面因素，则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主观臆断。

　　显然，当前中国经济增速的下滑是在去过剩产能过程中的主动调控，这与美国次贷危机当年被动式接受去杠杆化不同，把握经济调控的主动权是具有前瞻性和未雨绸缪的战略性举措，这与美国依靠市场被动去调节经济并不一样。西方经济学家如果总是习惯用历史的逻辑来对待未来的发展问题，那么，这些经济学理论的前提假设就需要推动重来。换一句话说，如果否认中美两国经济体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本质区别，则可能错判当前中国发展的方向和路径。

　　长远来看，中国过去靠投资和外需推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仍有可能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维持下去。只要中国城市化的进程没有结束，只要中西部地区仍需要投资拉动，只要中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仍然存在，只要欧美经济能够持续复苏，那么，中国经济增速就难以大幅回落，中国经济亦不可能出现硬着陆。

　　不可否认，发展中的中国一直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这些都是在发展中解决的问题。过分强调某一方面缺陷对中国发展的负面影响，都容易犯以偏概全的错误。

　　西方经济学家要避免单纯用历史的眼光看问题，要学会从未来发展中看问题，并在发展中解决问题。我们坚定的相信，用西方经济学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就未必能够找出中国经济成长三十年的主要逻辑。

　　当然，经济学家们针对银行业资产质量的担忧，是有助于中国加强金融风险治理的，目前中国的金融监管部门正在开展的有关地方平台贷款清理、贷款新规实施、房地产信托业务监管等工作就是应对金融系统性风险的战略举措。随着该项工作的逐步开展，我们预计，中国金融系统性风险爆发的可能性正在大幅下降，未来五年中国重蹈美国次贷危机的可能性等于零。

　　进一步而言，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目标应该定位在生产力的变革上，继续改革制约经济发展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要素定价机制，进一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贡献，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长远规划。(作者为华林证券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