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兰花”盛开

　　和静钧

　　5月14日，李光耀偕同吴作栋，双双宣布从内阁退休，为他俩量身定做的“资政”内阁职务也将进入历史。他们的退出，被指为与前不久举行的“分水岭”式的选举结果有关。在5月7日的选举中，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延续上两届选举的走势，其得票率从上届近乎67%，跌到60%。要不是得益于英式小选区单人单票简单多数制，执政的人民行动党恐怕失去的不是6张议席，而是所有87张议席中的40%票数。

　　“新加坡国父”的引退，议会力量格局的重组，选民支持率的变动，这一切表明新加坡模式是活的，不是一成不变的，是有弹性的，而不是僵硬的。而在以前，外界依托于政治强人李光耀的光环，把新加坡模式要么归结于威权主义、亚洲式父爱主义为中心的民主、儒教文化下的精英主义，要么就归结于重刑主义的法治 “训政”模式。5月8日到5月14日的变化恰恰说明，以议会民主制为基础并为这制度服务的选举制，使这个国家免于偏执地固守于某一未经先验的模式。

　　从历史上看，人民行动党确定“一党独大”地位始于新加坡获得自治邦地位及之后独立建国之时。获得绝对议会多数议席的人民行动党，有充分条件高效率地在议会中不受阻碍地制定法律和推行政策，推动了新加坡从“世界最黑暗的小港口”快速改造为城市花园国家。新加坡推行精英治国战略，李光耀一直倡导制定这样的政策，能吸引最优秀的人才来管理二流和三流人才而不是相反。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光靠政治口号很难吸引住最好的人才，新加坡从2007年起很快转入高薪制，李显龙也因此成为全球薪酬最高的国家领导人。但高薪又使受益人处于道德风险中，人们对久居高层的官员有着快速更替的渴望，以尽量在获得高薪好处上达到一种社会公平，而不是让李氏父子成为长期的既得利益者，高薪反而阻碍了精英施政。新加坡当前的困境表明，精英主义存在局限性，社会应及早为平庸者也能安全执政做好制度和心理准备，尤其是网络越来越扮演沟通交流重要角色之时。

　　新加坡这次选举，以马格里布和中东的风潮为背景，反对党们之所以希望循序渐进地“兰花进化”，就在于新加坡之前所建立的制度中所包含的革命因素的“彻底性”，这为社会快速达成共识奠定基础，而李吴俩人能及时辨别风向，知进退，保证国家不会因个人因素而陷入动乱。

　　新加坡建立了独立的反腐败机构，有独立司法体系，有活跃的立法机构，这些特质均非 “东方系”而是“西方系”。社会总是能找到纠纷解决之途径，不会令他们陷入绝望。从抗压性上看，新加坡的模式不是“稳定但脆弱”的模式，而是 “稳定而有效”的模式。尽管如此，新加坡也在面临变革的压力，如不利于反对党成长的选举制度，会成为今后争议的最大热点。

　　李光耀时代所建立的工业开发区、公共正房政策、公积金制度、教育改革等，已经反复证明是新加坡成为亚洲第二富、全球自由经济度最高、政治廉洁率世界排名前四的重要原因。然而，过去的三届选举中，越来越多的选民转身支持反对派，他们认同经济好处，但更认同政治自由的价值，李光耀建立的威权体制，“我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已经引起了选民的反感。在他们那一代建立的功勋不足以吸引新一代人时，代际政治的存在，要求老一代以引退来满足年轻领导层上升的需求。

　　对新加坡选民来说，不论是本党内还是非本党，领导层交替后，旧领导依然在新领导层发挥作用，已经被视为一种恋栈和专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