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后入刑催火代驾 法规缺乏隐患重重

　　本报记者 刘红霞报道

　　让不过的酒，绕不过的法。自从“五一”开始正式实施“酒后入刑”之后，代驾潮开始涌现。

　　自“酒驾入刑”以来，酒后驾车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抑制，随之而来的却是代驾的悄然而生。有媒体报道，杭州工商部门登记代驾业务的公司已经直升至119家，而在去年6月这个数字还仅仅是23家。

　　无独有偶，广东省江门市也在近日由无到有地出现了第一家代驾公司。除了注册公司外，各大酒店、KTV、歌剧院以及租车公司都私下提供代驾服务。

　　“今年‘五一’之后公司每天平均有10到20个单子，一个月的营业额比开业时一年还多。”武昌安广汽车驾驶服务公司总经理黄喜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如雨后春笋成长起来的代驾公司，虽然缓解了酒驾的危险，但由于缺少规范性管理，代驾行业滋生了许多漏洞，埋下了诸多隐患。例如，有无统一收费标准，如何保证车主和车辆的安全，如遇交通事故，代驾司机应如何承担责任，代驾司机违反交规由谁买单等问题都尚无定论。

　　“代驾在中国其实是被禁止的。”中投顾问交通行业研究员申正远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说。他表示，我国现行的法律和相关管理部门对代驾还缺乏明确的规定和监管制度，消费者选择代驾遭遇损失的风险则相对较高，不利于保护消费者权益。同时，代驾存在私下客运的可能性，容易造成管理真空。禁止代驾实际上是在保护消费者权益。

　　在国外，代驾早已是一种潮流，尤其是在发达国家已经很普遍了。一些国家甚至明确过“鼓励代驾”的政策导向。由于上述原因，我国的代驾业一直迟迟未动，而“酒后入刑”或许是一个好机会。

　　“我国对于代驾并无明显偏见，3·15晚会主要批判的只是其不合理的灰色收益链，并非全面否定代驾的可行性。预计随着代驾法规的推出，代驾合法化是最终的趋势。”申正远说。他认为，我国应该尽快开始着手设立代驾公司成立标准，完善个人代驾服务证审查细节，并统一收费标准。

　　浙江海浩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慧也认为，国家应当提高代驾行业的市场准入门槛。至少应当在注册资金上提高准入门槛，并要求购买相应保险。从业人员也应当具备一定资格，该资格可参照出租车司机。此外，可以将代驾公司纳入到运管部门管理范畴中，从而起到约束其行为的效果。

　　同时，我国还应该制定关于代驾业的法律法规，出台相关的标准合同文本。内容应该包括一些可能会引起纠纷的细节。例如，注明对车内贵重物品以及车状的检查情况，对代驾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车内物件丢失、交通事故责任等问题进行约定。

　　“这些措施不但可以解决代驾市场诸多混乱现象，也将为我国代驾市场发展铺平道路。”申正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