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紧缩过度面临变奏

　　中国经济目前确实面临通胀的风险，但不能为了遏制通胀全面收紧资金，资金收紧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小企业，而这些企业解决了中国大部分的就业问题

　　央行过度的货币紧缩政策对实体经济造成的下行风险，已经远远大于目前通胀水平上涨的风险，中国经济滞胀的风险正在加大

　　“去年我们3亿元的额度两个月就贷光了，但到现在仍有很多企业仍然在找我们贷款。”中国民营经济最发达的浙江省温州市一家小额贷款公司的总经理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说，尽管当地国有银行给中小企业放贷的利率在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了70%，仍有大批需要资金的中小企业通过找关系获得贷款。

　　“央行过度的货币紧缩政策对实体经济造成的下行风险，已经远远大于目前通胀水平上涨的风险，中国经济滞胀的风险正在加大。”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教授袁钢明亦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事实上，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成功与否现在全系于房价。

　　变奏有必要

　　迹象：中小企或再临“倒闭潮”

　　在袁钢明看来，中国经济出现的下滑风险必须被调控部门充分认识到，实际上，通胀的风险已经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危险，政策制定者现在可以采取一种“且战且退”的策略调整仍在紧缩的货币政策。他说：“未来央行需要权衡的：是让失业人群吃不了饭呢，还是让更多能吃饭的人承受高价吃饭？”

　　上述温州小额贷款公司总经理对记者表示，现在中小企业从银行获得贷款之难“难于上青天”。“有些商业银行已经将利率按照基准利率上浮了70%，但仍然有很多公司央求银行放贷，而我们算是和银行关系比较好才以上浮30%的利率拿到贷款。”

　　长期关注中小企业发展的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周德文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目前的中小企业面临着和2007年同样的困境，现在温州的中小企业正在四处寻找资金，如果上半年货币紧缩的政策不能调整，下半年苏浙一带的中小企业可能会出现“倒闭潮”。

　　“中国经济目前确实面临通胀的风险，但不能为了遏制通胀全面收紧资金，资金收紧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小企业，而这些企业解决了中国大部分的就业问题。”周德文批评道，中国政府出台的政策严重缺乏“针对性”。

　　据周德文反映，从今年年初开始他就大声疾呼要政策制定者多多关注中小企业的生存状况，已经有包括全国工商联、中国银监会在内的调查团奔赴温州调查，目前相关部门已经将调查情况提交至国务院。

　　或许是相关调查机构反映的情况已经获得政策制定者的认可，种种迹象表明央行的紧缩政策可能正在“松绑”。5月23日，三年期央票被传意外“夭折”。此外，24日我国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全线上涨，市场资金吃紧。业内人士分析指出，上述“意外”可能预示着央行紧缩政策正在变奏。

　　变奏有困难

　　关键：中国经济或陷入“滞胀”

　　5月汇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预览值为51.1，较4月下降0.7个百分点，创10个月以来新低。汇丰中国PMI作为最早发布的领先指标，预计5月相关经济数据可能继续下行。

　　“我们并不是说中国的经济将失控，但决策者们对政策杠杆的使用可能有些严厉。”法兴银行中国经济师姚伟表示，尽管对中国经济下行风险的忧虑比比皆是，但中国经济增长轨迹将趋于平和的结论仍符合我们当前的预测。

　　但同时面对通胀高企和经济下滑，监管者必须作出选择，而这个选择可能是异常艰难和痛苦的。

　　商务部昨天发布了5月11日-20日中国50个城市主要食品平均价格变动情况，数据显示，猪肉和叶类蔬菜价格出现较大幅度的上涨，大白菜、油菜和生菜分别上涨23%、19.8%和16.7%。

　　有人担心，这是不是预示着刚刚减弱的通胀压力又“卷土重来”？如果通胀继续，而中国的经济又出现下滑，中国经济可能会掉入经济学家普遍担心的“滞胀”。

　　“其实现在央行完全可以牺牲通胀来着力保持经济增长。”袁钢明分析指出，目前蔬菜价格上涨其实是前两个月的恢复性上涨，而原材料价格其实还没有完全传导到生活日用品当中，目前控通胀最亟需考虑的因素就是房地产价格。

　　在袁钢明看来，中国经济目前出现的种种问题都能和房地产挂上钩。“食品行业的炒作之风来源于房地产；服务业价格上涨过高缘于房租太贵；蔬菜价格上涨也是由于地价被过度抬高造成的。”

　　“从最近出台的一系列房地产政策效果来看，房地产价格似乎并没有出现大幅下降的迹象。”袁钢明表示，业界期待的房产税至今仍没有征收，他个人怀疑监管部门打压房价的决心。

　　“最好的方法只能是‘且战且退’或有针对性地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解决其融资难问题。单一的紧缩政策（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紧缩了某些行业，而真正需要打压的房地产行业可能游离于政策之外。”袁钢明说。

　　延伸阅读

　　金融管制抵消宏调效力

　　中国人民银行从2010年10月份起9次上调大型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从16.5%提高至21%。准备金率目前创历史最高水平。

　　野村证券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指出，虽然央行此举为了积极冲销外汇干预，但造成的负面影响是抑制了银行部门自由运作的中介职能，即造成了所谓的金融抑制。

　　野村证券亚洲首席经济学家苏博文指出，中国金融管制正在产生负面影响，包括降低货币政策的效力，为解决这个问题，野村预计，今年存款准备金率还将有3次上调（每次50基点），同时还有2次加息（各25个基点）的可能。

　　“日益壮大的非正式金融部门，反过来加大了资本错配的风险。”苏博文说，为了避免经济增长遭遇重挫，中国改革货币政策框架的任务越来越紧迫。而最根本的问题是三元悖论：在控制汇率、开放资本账户和货币政策自主性之间，任何一个国家在同一时间只能选择其中两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