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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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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5-30
宋鲸
每年的拍卖季都是一出大戏。
从4月初的香港苏富比开演,到6月初的北京匡时落幕,几大拍卖公司就像是一出戏里的几个角儿,轮流登场。去年匡时和保利时间碰上了,两边很友好地商量出对策来:像机场的摆渡车一样在两家的拍卖会场之间安排了接送买家的车辆。真是赶上好世道,其乐融融。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嘉德的大观夜场,拍齐白石那件天价藏品时,在场的数千人鼓掌N次,叫好声不断。
2010年匡时秋拍,王铎的《雒州香山作》,拍卖的过程里数次响起掌声,从300万的起拍价一路迅速地飙升到3000万,号牌满天飞,站在现场最后面,也是挨着媒体们最近的,是收藏家赵心与几个山西大叔,当竞价在4000万上停住时,一位山西老乡跑向后区,对赵心和诸位老乡喊:“加50吧,全世界第一!”赵心马上举牌示意加50万,4050万落槌,最终以4536万成交。
这种“众乐乐”的场面在香港的拍卖会上不常看到。
鼓掌偶尔有,也是轻轻拍手,幅度收在合适的范围之内——以不打扰场内其他买家为好,叫好少,更别说还有老乡大叔在场子里跑来跑去地吆喝加价了。
通常,在沉闷的、一大串英文数字之后,是更加沉闷的、拘谨的回应。
在佳士得2010年的秋拍上,放山居旧藏中的清雍正御制掐丝珐琅双鹤香炉拍到了1.15亿港币,争抢并不激烈,从头至尾也没有互动的气氛,场子里只有悉悉索索的交头接耳,仿佛大声叫好是一件有失风度的事儿。
京城里的那些角儿
就算是同样长在北京城里,每个角儿的脸上都贴着非常明显的关键词。
嘉德像正规军一样有着大企业的标准范儿。逢着大活动,里里外外都是统一的黑色正装,配嘉德红色徽章在左侧衣领。嘉德的图录质量很高,在拍卖当天,他们还专门制作了缩略图录,薄薄一本,只列出编号、估价和图片,免除了买家们捧着厚本图录的辛苦,这是其他小公司跟不上趟的贴心服务。
在所有拍卖公司的预展里,嘉德年年春秋两季都会让藏家和看官们有一种被震了的感觉——他们从哪儿找的这么多好东西?且一年比一年生猛。可见嘉德在经验和资源上仍然占据着行业老大的位置。正因为大牌,嘉德并不主动去争取藏家。据说有一场铜炉的拍卖,一个藏家拍得了数件精品,嘉德负责该项目的人员并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嘉德的高层说话非常严谨,电视台的记者采访完后常常苦恼怎么用这一段视频——基本上和去年一样,说了和没说没什么区别。
才成立5周年的匡时则灵活变通得多。
秋拍和嘉德用的是同一个场地,先前在这儿正襟危坐的诸位们,过了一个多月,就在原地啃着汉堡包举牌——匡时的夜场晚上6点就开始了,正好在饭点上,不过没关系,匡时不拘泥那些个细枝末节,一箱一箱的汉堡包抬进拍卖场里,口味还有得挑选。
匡时的董事长兼总经理董国强是记者们最喜欢的采访对象之一。你可以微博私信他采访,也可以直接打电话——他的生物钟也和大多数记者一样,深夜里都可以解答疑问。董国强不说套话,能说的他会说实话,不能说的就不提了。
这和匡时的风格很接近,不拘小节,宽容务实。用董国强自己的话说,就是“原则是山,妥协是水,山不转水转”。创办者兼领导者的个人风格对公司的影响很大。只是董总操心太多,据说连图录都要亲自执笔,一年十二个月,有十个多月都在外头奔波,征集拍品。
说起领导的风格,北京保利拍卖的赵旭爱喝酒,在饭局上会透露些大胆的言论,他们的市场部却非常谨慎,保持着大公司的风格。
今年2月中旬,苏富比要拍卖尤伦斯夫妇大量藏品的消息传出后,据称有一小部分藏品要在保利春拍里亮相,保利市场部的工作人员并不承认。赵旭很快就说了出来,他并不觉得这是个需要保密的大事。圈内人私下里评价,赵旭更像一个职业经理人,他对艺术品本身的理解不如前两家公司的领导者那么深刻,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好的管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