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9大陨落自杀企业家 金利斌们何以走上不归路？

　　金利斌、高庆昌、卢立强、魏东、裘祖贻、乔金岭——在告别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刻，这些曾经声名显赫的商界精英想了些什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们自己选择了一条不归之路

　　包头市亿万富翁金利斌自焚事件，在全国范围产生了巨大的轰动，也引来国内众多新闻媒体的关注。有人甚至根据自焚过程及现场留下的诸多“疑点”——开始质疑金利斌是否为了逃避巨额债务而演绎了一场假死游戏从而金蝉脱壳？金利斌死亡真相一时间迷雾重重。

　　为廓清真相，5月下旬，《法人》记者在案发地内蒙古土右旗公安局刑警队负责人的陪同下，进入了被封锁的自焚现场。

　　福禾豆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简称“福禾豆业”)位于内蒙古包头市土右旗新型工业园区内，金利斌身为福禾豆业的董事长，谁也没有想到这个曾经寄托其无限理想和希望的企业，如今却成了他人生中最后的归宿之地。

　　在厂区后面的一块空地上，一堆被大火烧毁的汽车残骸呈现在眼前。旗公安局办案民警告诉《法人》记者，金利斌自焚前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2011年4月13日凌晨，金利斌与他的司机和保镖等几人在公司喝酒，等其他人都酒醉后，金利斌一人独自开着奥迪A8来到厂区内的空地。这块空地是厂区监控死角，金利斌事先将汽车加满了油，另外把装满两塑料桶汽油泼到车里，然后点燃了汽车以此结束自己的生命。

　　办案人事后从专业的角度推测，金利斌从点着汽车到死亡的时间不会超过10秒钟。

　　10秒的时间确实很短，但选择自焚死亡的方式却非常惨烈。在这人生最后的10秒钟里，人们无法得知这位曾经在包头市显赫一时的商界精英想了些什么，是什么原因让这位曾经的创业骄子自己走上不归之路。

　　带着这些疑问，《法人》记者在包头市采访了金利斌自焚案的办案人员、福禾豆业的员工和一些知情者。

　　1未完成的惠龙“帝业”

　　42岁的金利斌，1969年出生。他曾是金属构件厂的一名普通工人，大学毕业后却因工厂满员失业。从1995年开始，金利斌为谋生卖过水果、报纸、蔬菜、瓜子。随后，他又在包头106市场内开设糖酒批发部，开始代理各种品牌的食品、饮料，逐步走上发家之路。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金利斌的企业也进入到一个迅速扩张的时期。他一手建立了惠龙公司，并准备将下属各个企业集合为一个惠龙集团，这个至今尚未注册的“惠龙帝国”资产曾经逾25亿元，拥有员工近2000人，其产业涵盖食品物流、洗浴娱乐、农业矿业、金融投资等行业。

　　包头市公安局提供给《法人》记者的资料显示，金利斌死前的“惠龙帝国”涉及各控股公司、参股公司共18家。这些公司分别为：惠龙公司全资公司11家(其中包括连锁超市3家)；控股公司2家：内蒙古曲迷奶业食品有限公司控股65%、包头市华岩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控股60%；参股公司2家：包头市天富典当有限责任公司参股300万元、包头市商会中小企业担保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参股500万元；承租健身俱乐部1家、地产2处。

　　有知情者透露，金利斌投资福禾豆业是其垮台的开始。

　　福禾豆业的网站中标明，该企业成立于2007年9月，是一个基于国人营养健康的绿色食品企业，并立志成为中国豆业第一品牌。

　　金利斌投资了5亿元在包头市土右旗新型工业园区创立了中国福禾豆业生产基地。按照他当初设立的目标，福禾豆业将力争在3年内实现上市，10年内实现总资产100亿元的宏伟目标。

　　福禾豆业占地500亩，2009年3月开始施工，2010年3月投产，到今年老板出事关门，其间只生产了一年。

　　《法人》记者来到福禾豆业，只见大门紧闭，看守的保安说从金老板死后工厂就封闭了，只有持公安局的命令才能进去。经过联系，《法人》记者在办案人员的带领下进入该企业。厂区占地面积很大，厂房规划也很整洁，一条溢洪水道从厂区中经过，无意间成了一道亮丽的水景。有知情人说，全厂只有豆芽和“卡奇脆”膨化食品两个车间开工生产，豆腐、豆浆、豆渣等生产设备还在逐步安装。由于产品、市场和流通等因素，福禾豆业当年就开始亏损。

　　该企业留守人员祁占海告诉《法人》记者，工厂从去年开工到今年只生产了一年，最多时曾有职工400多人。每天产豆芽20多吨，“卡奇脆”的销路也不好，老板出事前就已经停工了，到现在工厂还欠我们所有职工两个半月的工资。

　　“大投入，小产出，这样的企业迟早要出事的。”一位知情人感慨。

　　2祸起巨额高利借款

　　金利斌自焚案专案组在侦查中发现，金利斌任董事长的惠龙公司从2004年开始就向公司员工融资，有一部分是针对社会上的人融资。2008年6月，拟成立惠龙集团公司时，开始大规模向社会融资。2010年上半年，惠龙公司成立资金部，专门负责融资工作。2010年下半年，惠龙公司由于无法及时返利，便于2010年10月成立4个资金部，应对讨要本钱利息的群众。从2011年1月起，惠龙公司返还融资款利息已经很困难。

　　包头市公安机关调查惠龙公司财务账目显示，惠龙公司向社会1098人集资12.397亿元，向单位职工498人集资1.109亿元，向金融机构贷款1.1亿元，总计14.606亿元。

　　包头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副支队长莫日根接受《法人》记者采访时说，他负责金利斌公司所有集资的登记工作，金利斌4月13日自焚，公安部门4月15日开始立案接受集资人报案，当时最多一天有几百人报案，几天后就有几千人登记。后来我们采取了严格的报案登记手续，报案人必须拿自己的身份证，同时出示与惠龙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确认后才能登记。

　　但是，此举使前来登记报案的人数和集资款数额大减。5月13日，包头市公安局提供的资料数据显示，报案人1539人，初步统计涉案金额6.18亿元。莫日根对此解释为，也有一些人选择了到法院起诉走民事诉讼的路。《法人》记者通过其他渠道了解到，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确立了“特事特办”的原则，依法快速办理立案手续，果断采取保全措施，防止涉诉财产的转移。目前，包头市中级法院和开发区法院共受理相关案件48件，涉及金额近5.2亿元。其中300万元以下的案件在开发区法院立案审理，涉及案件18件。

　　莫日根透露，报案人大都为个体户、工人和农民，集资额少则几万元，多则上千万元，利息最高的为5分利，人数最多的是3分利，也有2分利的。一般情况是10万元以下为2分利，10万元以上为3分利。

　　《法人》记者在坊间还了解到另外的说法，由于超高利息的诱惑和金利斌头上的众多光环，许多人都想方设法地给惠龙公司送集资款而获利，但有门槛，必须最低50万元才收，钱少的还要托关系才能送进去。没有报案的人中有不少人是干部，只是害怕报案带出其他事情来才不敢露头出声，甘愿吃哑巴亏。上述说法至今没有得到官方人士和机构的证实。

　　10多亿元的集资款，3分、5分甚至8分的高额利息，无疑是压在金利斌身上的巨大而沉重的枷锁，使其无法脱身。有人做过估算，金利斌每天一睁眼就能看到新增加的100多万元高息欠款。

　　《法人》记者从公安部门获悉，金利斌的最后一笔借贷时间是2011年4月上旬，浦发行的5000万元。这笔巨款根本没有经过金利斌的手，途中就被他人“劫走”用于偿还个人借款了。此后，金利斌再也没有能集资到任何一笔款项。“他面对无法偿还的巨额集资，只好选择了自焚。”曾经在金利斌公司上过班的一位人士说。

　　3不仅仅是金利斌的悲剧

　　金利斌自焚后，他留下了两页遗书，他在上面写道：由于融资巨大，不堪重负。福禾豆业是悲哀，我要将自己活活烧死。

　　也有从其他渠道不断透露出的遗书内容，金利斌对他的企业，特别是对福禾豆业充满了眷恋，希望政府能为这个企业“买单”还债，并将其做成“伊利”一样的品牌企业。

　　一个企业家自焚在自己精心建造的企业里，这是为什么？人们从单纯关注事件本身发展到开始思考造成此事件的成因上。

　　几乎所有的关注到最后都会涉及到一个问题，那就是我国民营企业的融资体制。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早先为非法集资)而出事的民营企业家不在少数，民企从银行融资的重重艰难，迫使他们为了发展不惜铤而走险地去高息举贷，饮鸩止渴。

　　仅从金利斌一案也不难看出，包头市公安局5月1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惠龙公司共借贷14.6亿元，其中向金融机构贷款仅为1.1亿元，其余13.5亿元均为个人或职工所借。包头市司法部门认为，惠龙公司以高额回报为诱饵非法向社会不特定多数人吸收存款，其行为已触犯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的规定，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该公司将吸收的款项大部分用于本公司运营及返息，本案属单位犯罪。

　　有关人士指出，金利斌的悲剧不仅是一个人的悲剧，还是制度的悲剧。如果不关注民企的融资困境，不健全法律法规，更多“金利斌”还可能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