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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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06-13

　　一个财政局长的自白

　　张向东

　　央行一份最近的报告显示，截止到2010年年底，全国人民币贷款余额47.92万亿元，据此匡算，截至去年末，全国的融资平台公司贷款总额为14万亿左右。这一数据，将此前流传的由财政部门匡算的融资平台公司贷款7.9万亿的总规模，又提升了一个级别。

　　而目前审计部门对地方融资平台负债水平的审计工作已经基本结束，其数据不仅对媒体保密，就连对被审计的地方财政部门也保密。也许我们永远无法知晓，中国数量众多的融资平台公司究竟从商业银行拿走了多少钱，又会最终产生多少坏账。但一个颇有意味的现象是：在不断翻新的数据中，人们大都更愿意选择相信较大的那个。

　　央行的报告中提出，由于平台贷款普遍额度大、期限长，用途监督存在一定困难，信用风险仍需予以关注。另外，部分平台缺乏可持续发展能力，自身风险也不容忽视。

　　我们想知道的是，既然明知道融资平台公司是一种“怪胎”，但在过去的两年间，是什么力量让全国出现了这么多的融资平台公司，以至于在有的地方甚至连乡镇都成立了类似的公司？又是什么力量将地方财政和土地紧紧地绑在了银行的抵押单上？

　　一个欠发达地方的财政局局长跟我说，融资平台公司，不是我们地方政府想做的，它有一些是中央的政策导致的，尤其是四万亿投资、灾后重建等等。在这位财政局长看来，中央目前的财政体制，是将很多支出转嫁到地方来了。“以前的融资平台，是地方垄断经营国有土地的工具，仅此而已。但是四万亿出来之后，银行方面要求地方的融资平台，要求地方财政担保、地方人大作决定，就这样搞成了今天地方融资平台的局面。”

　　由于地处欠发达地区，这个地方得到的中央转移支付相对较多。他举了具体的例子，该地方每年的一般预算支出接近90亿，其中中央转移至当地的有60亿，加上当地的财政收入，不仅可以抵上支出，还有盈余。他问道，“中央已经给了一大部分资金了，但是地方为什么还要负债呢？”

　　具体到这个地方，最近几年该地的财政收入增速很大，而且中央的转移支付力度也比较大。在这位财政局长看来，按道理不应该有很大的财政压力。但是尽管如此，他还是感觉钱不够花。

　　在他看来，这一方面是目前财权和事权的不统一。“很多大的政策是由中央决定，比如说很多民生方面的问题、保障房、医疗保险、教师的绩效工资、水利等方面，这些都需要地方政府来做。但是我们的很多区县，根本就没有钱来搞这些。所以只能是土地财政。再加上对地方GDP的考核，城市面貌的改善等等，这些都需要投资，所以地方不得不去举债。”

　　尤其是四万亿投资计划以来，地方疯狂上项目的同时，配套资金也让财政压力急剧增加。他说，正是从2008年年底开始，国有商业银行在做贷款的时候，纷纷开始要求财政部门提供有关地方债务的情况。尽管有时候地方债务已经很大了，但是各个银行却都是从各种有利于放贷的角度来做的一些东西。在这位财政局长看来，银行拿出来作为放贷的依据，肯定不是很准确的东西。

　　这位财政局长花钱的原则是“以收定支”。他说，按照我们的《担保法》和《预算法》，我们的地方财政都不可以去做贷款和融资担保。但是我们中央各大银行把政府给拉了进来。过去如果按照我们的情况，我们就是以收定支，财政收入多，就按多了花，财政收入少，就少花。如果没有银行在放贷的时候硬把地方财政拉进来，地方政府想负债都负不了。

　　在一波为期两年多疯狂投资热潮过去后，人们现在终于回头来担心银行的不良负债，并将问题的根由越来越多地归结为地方政府，但在这位财政局长看来，“平台公司负债情况，首先是中央银行要承担这一部分责任。”

　　现在中央开始清理整顿地方融资平台公司，但现在的问题是，由于融资平台公司的债务规模较大，所以政策选择上也会比较谨慎，因为一旦出现问题，就会影响国有银行的发展稳定。局长说，这个确实是个大问题。但如果要坦率地讲，我们的一些政策有失误。

　　我们的国有银行显然还没有在热议的融资平台风险中，汲取到什么经验教训。记者在四川省遂宁市看到的情况是，由于当地清理整顿融资平台公司，国开行四川省分行向当地政府部门提出，要将原来承担中小企业贷款的平台公司业务，从即将被撤销的富国产业投资公司拿到遂宁发展投资公司。

　　这对于国开行来说，无非是将贷款业务从一家融资平台公司换到了另一家而已。也许对于国开行而言，遂宁投资发展公司是当地政府扶持的、最大的、也是土地资产最充裕的融资平台公司。其实质，还是要将贷款业务紧紧地捆绑在本来就已经不堪重负的政府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