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宪的光荣与梦想

　　肉唐僧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关于这段历史，谈革命派的汗牛充栋，立宪派就没什么人谈。看来“历史由胜利者书写”并非虚言。以至于关于百年前中国首次立宪运动，我们所知甚少也不愿提及。绕不过了，就以“清廷颟顸”一笔带过。但这远非真相或真相的全部。台湾的张朋园先生痛感于斯，梳理史料力求阐发三个问题：关于立宪，清廷做了什么？立宪为什么会失败？立宪派与革命派的关系。

　　首先，对清廷搞宪政的真诚是不应该怀疑的，至少开始的时候是这样。日俄战争后，舆论和官场都认为日本之所以胜，在于它有宪法。俄国所以败，在于它没有宪法。中国要想一雪前耻，也得有个宪法。所以才有光绪31年（1905年）的诏派五大臣出洋考察之举。关于宪政，慈禧的态度是“只要办妥，深宫初无成见”。初有“四不变”的底线，后来又有“五不议”之限制，分别为“军机处事不议；内务府事不议；八旗事不议；翰林院事不议；太监事不议”。但从后面清廷的举措来看，说慈禧虚与委蛇欺骗群众也是过激之论。

　　首先是君臣公开约定，九年后召开国会，实现宪政。前九年为预备期；其次，光绪多次下诏各省要求组织宪政预备会或自治协会。这条尤为重要，盖因宪政的要义就在于分权和自治；光绪34年，更是定下咨议局章程和议员选举办法，启动省议会议员直选。以上，都是自上而下的推进。

　　各国的投票权都有一个逐步放开的过程。法国七月王朝初立，规定纳税500法郎的人才有选举人资格。在3000万法国人当中，只有10万人有投票权。翌年门槛降到200法郎，科学院院士、医生、科学家和退休军官等“有识之士”还优惠一半。即便如此，选民人数也才增加到16.8万，人口占比0.56%。清末之中国，选举人和被选举人的门槛也很高，只有25岁以上男性才有投票权，如果没有中学及以上学历或当过七品以上的官，则要求5000元的不动产（客居者资产要求更达到10000元）。这么算下来，全国有投票权的仅占0.42%，比法国还不如。

　　但是要知道，因为民智未开，投票权的逐步放开反而是宪政推行的利好。如果一开始就一人一票，还真不知会整出什么幺蛾子。仍以法国为例：法国大革命之后搞过几次全民公投，拿破仑搞了两次、路易·波拿巴搞了一次。投票的结果都是让法国从共和恢复到帝制。而中国这边，0.42%的精英独享了投票权之后，把省咨议局搞得有声有色，并三次发动请愿，要求提早开国会，实行宪政。当时，朝野的共识是地方自治以及议会选举。分歧只在于责任政府——军机处只肯向皇帝负责，而不把议会放在眼里。议员这边的对应是“不出代议士就不纳税”。但是清廷早已财政破产，靠举外债度日，地方不纳税倒也不怕。反而因为在地方上刮不到油水，所以乐得让地方去搞自治。这个省自治的推行，为宣统三年的辛亥革命预埋了政治和组织基础。

　　古今中外，有坛坛罐罐的士绅上层总是趋于保守，寻求体制内渐进的办法。所谓君主立宪，不过是把国家像现代公司一样对待。即：承认君主的所有权，却剥夺其使用权。相反，士绅的下层则趋于激进，喜欢推倒重来。而底层民众虽多，但在农业社会，正如斯科特所说，“农民从来都是政治上的无效阶层。但凡由他们发起的革命，要么失败、要么最终的结果不是他们想要的”。所以，民众虽有决定性的力量，却并不掌握主导权。在社会巨变的波澜中，只能工具性地存在。

　　法国大革命之初，成立了三级议会，各阶层均有代表参加。其表现实在不敢恭维。代表市民的雅格宾派在投票上总是输给代表士绅的吉伦特派，雅格宾们的办法是切掉吉伦特们的脑袋。此等暴力之外，又时有闹剧上演：底层无套裤汉（法国大革命时期对城市平民的称呼）冲击议会，强令议员举手通过让他们称心的议案才肯放议员回家。相比之下，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议会，其表现实在是可圈可点。在各省，或政务多归议会，或对巡抚们形成了实质性的约束。在北京，资政院数次传摄政王到会接受质询，遭拒后便发起了对军机处的弹劾，震动朝野。以当时的情景，宪政的最后一块拼图——要求政府向由选举产生的国会负责，并非没有希望。

　　然而，最终胜利的还是摔锅砸碗的革命，立宪派退出历史舞台。中国错过了成为另一个英国或日本的机会，持续动荡经年，实令人扼腕。张朋园评价宪政派的失败，说他们不能发动群众、不接地气。但是衡量政治之胜败有两个标准：一个仅以上台掌权为考量，另一个以能否为国家民族提供一种更好的政体为考量。如果以后一种标准来衡量宪政派，他们的失败不仅令人感伤，更留给后人一份光荣和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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