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税，香港行，内地不行？

　　梁发芾

　　6月8日，香港立法会正式通过《2011年税务（修订）（第3号）条例草案》，宽减2010~2011年度薪俸税及个人入息（收入）课税75%的税款，上限为6000港元。预计这项措施将惠及150万名纳税人，港府税收为此将减少约53亿港元。近年来港府减税已成惯例，无论当年经济好坏，“藏富于民”的减税措施都必不可少。

　　中国历史上本来有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藏富于民的优良思想传统，这种传统是儒家学派财政思想的核心。春秋时鲁哀公向孔子弟子有若咨询“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时，有若回答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认为老百姓富足国家自然就会富足。孟子强调：“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使民“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表明孟子把减税从而使老百姓富裕安康当成王道的内容之一。荀子说，“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正确地说明民富与国富的先后主次关系，他尤其批评了统治者好利聚敛的结果是“府库已实而百姓贫”，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

　　虽然人们认为儒家思想是中国历史上的统治思想，但各个王朝的理财者多是商鞅、管子、韩非这些人的传承者，而商鞅、韩非都赤裸裸地鼓吹实行富国穷民的政策。因此，儒家的藏富于民，轻徭薄赋的财政思想常常处于比较边缘化的地位，成为一种政治理想而不是现实。当然，在某些时候，开明的统治者确实能够实行轻税政策，而这样的财政实践往往带来经济繁荣和百姓富足的盛世。汉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开元盛世，清朝的康乾盛世，都与统治者实行坚持轻徭薄赋政策息息相关。

　　儒家轻税富国的说法，看似是一种猜想，其实与现代经济学财政学理论不谋而合，充满真知灼见。

　　直观地说，百姓收入与国家收入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国家拿的少了，留给百姓的就多了。百姓财富多了，税收的基数反而扩大了，即使是低税率，也可以有更多的收入总额。唐朝的李翱就说：“人皆知重敛之可以得财，而不知轻敛之得财愈多”。现代税收学的超额负担理论，从相反的方向证明税收的低效性。税收会对经济带来扭曲，牺牲效率，假设政府征收一元钱的税收，那么，社会要增加远远高于一元钱的负担。纳税人有很高的奉行成本，政府也要发生很高的征管成本。高税收也抑制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另外，国家财政支出的效率也远远比不上私人支出的效率。税收的奉行成本，征管成本，以及它对于人们创造财富的打击，再加上税收支出的低效，会造成很多无谓的浪费。而少征税甚至不征税自然会节省这些无谓的浪费。

　　既然税收会产生扭曲，但是税收还不能完全取消，因为像国防、治安、公共工程之类私人无法提供的公共品，还得通过税收筹集资金，由政府组织提供。随着现代福利国家的出现，政府还承担起调节收入分配，提供社会福利种种职责，政府就要征收更多的税收，进行转移支付。这样，政府宁可损失效率也要征税就有两个理由，一是要提供公共产品，二是实现公平公正。

　　公平与效率是税收无法兼顾的二难选择。在民主宪政国家，政府的征税和开支都受到公众的严格制约，征税虽然都会牺牲效率，但却可以带来一定程度上的公平。但在没有财政民主的国家，征税和财政支出却只能造成效率与公平的双重损失，税收制度往往被既得利益集团把持，它们可以操纵税收立法和执法，把税收义务强加到弱势者身上，使本该“杀富济贫”的税收，变成“杀贫济富”；在财政支出中，利益集团更会使财政支出为自己倾斜，要么用于管理者高昂的在职消费，要么用于满足形象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要么被用于有利于既得利益集团的福利（如住房和食品特供），就是真的给贫弱阶层进行转移支付，但管理者仍然可以巧妙地造成跑冒滴漏，中饱私囊。这就是说，在非民主宪政的国家，税收越多，对于社会的不良影响越大，最后的结果是民穷而国不富，真正得到实惠的是一些有能力影响税收和财政支出的权贵。

　　我国税收已经有十多年的持续高增长，人们已经不堪重负。但是，高税收并未带来高福利，相反，高税收使我国税制的不科学、征管的高成本、支出的不公正更加严重。对此问题，人们早就呼吁减税以疏民困，但是，有关方面总是以财政支出缺口很大而搪塞。香港特区宏观税负远远低于内地，尚且能够年年持续减税，宏观税负极高而福利水平很低的内地，还有什么理由，不但拒绝减少，还要维持继续税收的高增长呢？

　　作者为财税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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