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立凡

　　无论从保障法治严肃的立场讲，还是从维护公共利益的角度看，高尔夫球场都不能“野蛮生长”

　　北京西南部永定河畔，有条“高尔夫走廊”，多家球场连片分布，最大占地约5000亩。北京只是一个缩影，截至2010年底，全国已有近600家高尔夫球场，但正规审批通过的仅有10家左右——而这，是在国家自2004年起不断对高尔夫球场建设下禁令的情况下发生的。

　　这么多高尔夫球场为何能如此野蛮生长？是谁给其颁发了“准生证”？

　　据记者调查，大量的高尔夫球场要么借体育公园、生态园和绿地项目建设之名通过了立项审批，要么采取“以租代征”的方式规避土地监管政策，获得土地使用权开工建设。换言之，高尔夫球场建设的无序，既是绕过审批程序的结果，也是相关土地项目界定不明晰的产物。如果对高尔夫球场建设有明确的界定，对其报批建设工程有清楚的范式要求，对土地租用有严格的监管，那么多高尔夫球场还能“另辟蹊径”、还敢“暗度陈仓”吗？从这个角度说，高尔夫球场的“准生证”，未必来自某一方，而是由于政策的针对性和效率性还不够高，造成“借生证”泛滥。这也提醒相关部门：只有政策制定的细节愈加完善，政策落实被绕道而行的空间才会越小。

　　当然，无论巧立什么名目，偷换什么概念，高尔夫球场作为占地面积大、外观明显的大型建设项目，建成之后是藏不住的。即使绕得过事先审批，也绕不过事后监管。可为什么就能如此明目张胆大建快上？无非两个原因：其一，违规成本太低，即使事后有监管、有处罚，也足可用收益对冲。其二，一些地方监管部门，对高尔夫球场青睐有加，认为对抬高土地价格、吸引外来投资、提升品位形象、繁荣地方经济等益处多多，因此对违规建设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给叫停球场建设和土地管理的一系列法规政策打了折扣。

　　其实，各国之所以对建设高尔夫球场设定许多限制、颁布一些禁令，原因在于：高尔夫球场不仅占地过大，建在农村远郊有可能侵吞基本农田，建在城中有可能瓜分公共绿地，而且作为高耗水项目，会消耗大量水资源，甚至改变区域内的生态水文状况。由于球场里植被结构单一，养护草坪需要大量使用各类化学用品，渗漏到土壤中还可能带来生态污染——这笔公共利益的账，长久利益的账，远比眼前看得见的那些利益，要大得多、重要得多。

　　以市场角度看，高尔夫球场的“繁荣”是需求推动的结果。但这种需求绝不能通过无序的、与公共利益的争夺而获得满足。无论从保障法治严肃的立场讲，还是从维护公共利益的角度说，高尔夫球场都不能只见“繁荣”不闻监管，让无序建设继续下去。以各种名义准备立项开工的球场，需要紧急叫停；已建成的，应予以盘点整治。既要通过政策追罚压住高尔夫球场的建设冲动，也要让产权不明确的球场，向公众开放。

　　需要看到，禁令之下仍在野蛮生长的高尔夫球场，挥杆击中的，绝不仅是生态与环境，更有政策的严肃与政府的公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