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荒田

　　吉龙村背靠黄盆岭，60年前算得山清水秀。骆家辉比我小两岁，假定他不是在西雅图而是在吉龙村第25号的青砖瓦房（俗称“楼仔屋”）里出生，并在村里长大，那么，我和他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可能打过交道。

　　今年春天至今，美国乃至全球华人传媒的一大热点，是美国现任商务部长骆家辉被总统提名为驻华大使。中国人兴高采烈，不但广东台山市吉龙村的乡亲与有荣焉，赶到骆家辉的“六叔公”骆耀章的居所道喜。连远在浙江义乌的同姓人士也强调，这位英文姓氏为Locke，乍看和Smith、Cooper并不两样的美国人，是唐朝著名诗人骆宾王的第36代孙。

　　我是骆家辉的小同乡，也想“同里铭旌”一番。可惜骆家辉和我、我家没有任何渊源。不过，这不妨碍我浮想联翩：假如童年时和骆家辉相遇，会是怎样的情景？

　　吉龙村属长塘乡，位于我儿时所在的水步镇近郊，以长约300公尺的青石板路，和小镇中心唯一像样的中华路连接。路旁的山岗，像蹲伏的老虎，故名虎山。虎头所对，是长塘乡的村庄。吉龙村背靠黄盆岭，60年前算得山清水秀。骆家辉比我小两岁，假定他不是在西雅图而是在吉龙村第25号的青砖瓦房（俗称“楼仔屋”）里出生，并在村里长大，那么，我和他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可能打过交道。

　　我家在中华路中段开文具店“永益隆”，每年春夏两次，逢上周边小学校即将开学的墟期，店里挤满老师、学生和家长，我这个学校二年级生也站在柜台后帮着拿货，收钱，踮起脚尖把作业簿递给对面的顾客。骆家辉也许会随着母亲，进店来买7分钱一本的描红簿，那是我父亲用木格印制并制订的，还有9分钱一瓶的三角牌墨汁、5分钱一张的“公仔纸”。从61岁的长相逆推到六七岁，他是本色的农家孩子，特征是敦实，人中不会缺少鼻涕的白痕，牛头裤的裤筒一边高一边低，溪边捉鱼、坡上逮蚱蜢，林子里用粽子粘知了，这些肯定内行。

　　还得说虎山，这是长塘和水步墟的野孩子的楚河汉界，墟里的孩子在这里有两大壮举，一是放风筝，二是打野战。如果骆家辉是长塘小学初小的活跃分子，他一定和我们在山巅斗过风筝。我们的“咸鱼头”，拖一条骄横的大尾巴，在没有电线横过的天空招摇。“长塘仔”们则放一只蜈蚣，两只风筝挨近，纠缠，恶狗般互咬。两堆孩子拼命吆喝，怒骂，死命拖着线，非要把敌人的风筝“斩首”。骆家辉和我分属两个营垒，他拍手笑时我红着脸骂娘，反之亦然。至于打野战，便颇有真刀实枪的味道，我们在巷子里“玩三英战吕布”时使用的木制青龙偃月刀、丈八蛇矛、红缨枪，都带来了。“长塘仔”没带兵器，但胆子贼大，擅长就地取材，以黄泥块强攻。黄昏的恶战结束，山岗上满是泥块和折断的冷兵器。双方架着脸上流血、额头肿包的伤兵回去，远处，是妈妈们悠长的呼唤：“死仔包，再不回来，不留饭，饿死你！”我不知道骆家辉在这样美妙的战争中，充当冲锋陷阵的卒子还是运筹帷幄的司令？从他成年以后当州长和部长的历练倒过来看，当孩子王他可是当仁不让，

　　不过，以上的虚构，有一极紧要的前提：假定骆家辉的祖父在美国为白种富人当仆人，每年准时寄上美元，赡养在吉龙村的儿子和儿子的儿女们。只有这样，骆家方可维持小康，他才能上学，进墟里买文具，下了课在虎山和吃国家粮、领工资的“镇里人”的孩子干仗。如果光靠务农，骆家便沦为赤贫，尽管“贫农”被列为依靠对象，但饥饿不会对“好成分”另眼相看。骆家辉到6岁上下，就得去放牛，采猪菜，单薄的背脊上背着吃奶的妹妹。

　　再设想下去，骆家辉这个华侨子弟，从长塘小学毕业后，应能进入本县的最高学府—一中，从初中到高中，成为我的校友。以他的资质，这一条是打得保票的。从年龄推算，到“文革”爆发的1966年，他16岁，正在念高一。我这位学弟可能和我一样，参加“文革”，胡闹两年，然后回老家去了。从此，吉龙村敲响出勤钟后，懒洋洋的学大寨队伍里，多了一位英挺的青年。甘心也好不甘心也好，他得和泥疙瘩打交道，为期至少一两年。

　　在吉龙村躬耕的青年骆家辉，可能有几条出路：靠祖父的财政资助，偷渡到香港去；凭贫农的成分，当兵或参加“路线教育工作队”去；凭他的机灵，当上学“毛著”的标兵，然后坐“直升飞机”当官。不过，更大的可能是默默无闻地修理地球。

　　到了1977年，蛰居吉龙村的骆家辉，趁恢复高考，拼命复习丢弃11年的数理化，终于考上大学。4年后，他走出校门，可能在大学当老师，熬上20年，应成为教授，乃至博导；也可能被某领导看上，当秘书然后踏上仕途，从此，也许平步青云，乃至在中央，像在奥巴马的内阁一样，成为教全村人得意无比的部长；也许由于贪污、得罪人、跟错人等原因，中途摔跤，饱尝铁窗风味，或遭削职，在某个城市的公寓，郁郁终老。

　　通篇胡猜，并无别的寓意。人生的可能太多了，谁说得准？

　　作者系旅美作家